毗陵庄氏是明清时期常州地区知名的文化家族，在全国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多数江南大家出自（至少是自称）本地或北来士族高门不同，毗陵庄氏本是普通百姓，从安徽流寓金坛，随后入常州经商。经过数百年发展，毗陵庄氏通过巧妙的通婚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完成向上的阶层流动，成功跻身江南顶级书香世家。毗陵庄氏明清时期共中举七十九人，中进士三十五人，在全国范围内罕有其匹，更有兄弟鼎甲、兄弟会魁、兄弟三进士、兄弟二进士、三代八进士、七世十九进士、同榜三进士等诸多盛事。甚至直到当代，毗陵庄氏仍然家风不坠，如庄逢甘、庄逢辰、庄逢源三兄弟并为院士。
因为毗陵庄氏的传奇经历，他们成为美国学者艾尔曼著作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主角，中译本《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
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该书主要讨论毗陵庄氏和西营刘氏这两大宗族和今文经学在清朝中后期的发展演变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艾尔曼详细挖掘了常州学派今文经学传统和毗陵庄氏家学的关系，阐述了以重微言大义、重经世之学的常州学派如何在常州生成，又是如何在庄存与被和珅打压后以庄氏家族为枢纽传递，并最终形成有别于苏州、扬州等地流行的汉学的常州学派。
此书对城市宗族在明清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讨论，尤为值得赞赏。晚清江南知名宗族多出自各商业城镇，常州也不例外。毗陵庄氏和西营刘氏更是以城市为核心与根基的宗族的典型代表。城市宗族迥异于乡下的乡绅家族，要想理解清朝晚期江南社会，对这两者的考察尤为重要——在之前的著作中，这一点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庄起元思想中天主教的影响的探讨更是精彩，发挥了海外汉学家对西方传统高度敏感的优势。
可惜的是，本书虽然以常州宗族为考察的中心，但并未深入考察宗族与常州地理人文环境的互动，对宗族影响的描述、解释多局限于以下方面：族学对教育的影响、族产对专心科举或学问而不事生产的族人的支持、宗族之间的世代联姻等，并且存在不小的瑕疵。这或许和海外汉学界普遍存在的汉语阅读能力的欠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作者指出，庄氏先祖于女真入侵时从北方来到江南，事实上，庄氏家族祖先并非在两宋之交南迁——宋哲宗元祐七年，庄氏先祖邦一公即由镇江徙居金坛，则其自凤阳南迁必早于此。
毗陵庄氏的传奇经历始自其迁入常州的始祖，在庄氏族谱中称为“秀九公”的庄秀九，庄秀九本是在金坛经商的商人，在他之前庄氏家族再平常不过，迁至常州后庄秀九入赘本地望族蒋氏。书中对庄秀九迁居常州入赘蒋氏是这样描述的：“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男子可以迁到另一地域，娶一未有男性财产继承人的家庭的妇女为妻，建立家族新的支系。”虽说庄氏在金坛发展期间可能有过较为辉煌的时期（原书称金坛庄氏第五世“庄以世”入翰林，毗陵庄氏族谱中难觅此人，且金坛庄氏第五世名为“义一”、“义二”之类，不似会有名“以世”者，倒是宋朝时庄氏远祖庄必强曾知常州），但是庄秀九本人入赘毗陵蒋氏时乃是一介商人，被岳父相中而与蒋氏成亲，社会地位实在谈不上高。艾尔曼拔高庄氏出身，可能是认为庄氏作为地方望族理应出身高贵，殊不知毗陵庄氏的经历之所以传奇，就在于他们能在明朝时脱颖而出，由平头百姓变为世代望族。毗陵庄氏的早期历史对研究明朝宗族有着重要意义，书中对此着墨不多，颇为遗憾。
《毗陵庄氏族谱》
书中就常州庄刘二氏联姻对今文经学发展的影响给出了相当精辟的见解，但作者就此引申得出的结论，却大可商榷。例如，作者将庄氏的娶亲策略描述为嫁女给望族再娶弱族妇，认为庄氏直至十八世纪都一以贯之地遵循这一策略，并举庄氏迎娶刘氏为例。事实上这绝无可能。在庄氏尚未成为常州首屈一指的望族时，娶妇就极为崇尚门第，以至于庄氏族谱特意将与名门望族联姻列入“盛事”一门。庄氏与之联姻的刘氏也绝非弱族。刘氏先祖刘真是凤阳人，为明初追随朱元璋的功臣，曾参与攻克常州（原书说他在常州投军，不确）。刘真之子刘敬于1400年中举，官至刑部员外郎，家族发迹颇早。与出身甚微、靠着不懈努力才成为常州巨族的庄氏相比，刘氏的初始条件要好得多。常州有“西营刘氏”一说，就是因为朝廷“给秩驻扎常州郡城西营”，此外还有句俗语叫“刘半城，庄一角”，足见刘氏势力并不弱。
在庄氏族谱记录重要联姻的“盛事”一门中，与西营刘氏联姻并不占很大比例，可见庄氏一族并不认为庄刘联姻在姻亲关系中有什么特殊地位。庄氏家族人丁兴旺，雍正年间男丁数已过千，嘉庆年间更是达到千五有余，因此婚姻关系也极为复杂。在常州，庄氏多适配吴氏、龚氏、钱氏、卓氏、刘氏、董氏、卜氏、白氏、汤氏等望族，如计入庄氏全部分支，这些家族中不少都可说是与庄氏“世代联姻”。由于庄氏人口众多，甚至外地望族如宜兴储氏、丹阳荆氏也能够说与庄氏有“世代联姻”的关系。
书中所强调的庄氏族学对庄氏后代的决定性影响也值得推敲。事实上，所谓族学也就是义塾，很大程度上提供的是基础教育，能否对宗族子弟乃至外族成员的成才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是颇为可疑的。就庄氏家族成员的自述来看，举业成功者一般均由小家庭延请宗族内外名师受教。相应地，所谓宗族族产使得男性可以一心向学不问世事也有些夸大——庄氏子弟在完成举业前往往要长期充当塾师或以刻书为业，庄氏族谱中收录的《董太夫人家训》也明确指出，宗族子弟若读书不成，须习得某一技能以谋生。以庄氏第八世庄起元为例，他五岁在祖父庄宪引领下拜金堦为师，十二岁就学浙江慈溪师从裘模斋，十三岁师从叔祖庄端，十五岁师从表兄唐训，其后入龙城书院，十六岁师从陈达，十七岁师从吴之望、葛思贤，最终于四十七岁中举、五十一岁中进士，在此期间，一直以塾师、刻书为业，维持基本经济来源。
艾尔曼以洪亮吉作为庄氏族学的成功案例，忽视了洪亮吉早年生活的其他面向。其母蒋氏对他的教育作用不可小觑，如蒋氏就亲自教子读书“正句读，审音训，故礼吉（按：亮吉又名礼吉）学有原本，不一染俗师之陋”，洪亮吉也著有《外家纪事》，讲述蒋氏对自己的影响。同时，洪亮吉也曾于武进阳湖县学接受教育，并先后从学十五位塾师。可见，庄氏族学的影响有没有书中描述的那么大，是颇可怀疑的。至于说洪亮吉是“家境贫寒的贫民子弟”，更是对常州望族的误解。洪亮吉的曾祖父洪璟曾为山西大同知府。祖父洪寀入赘观庄赵氏，娶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女儿为妻，迁入常州。洪亮吉虽因祖父牵涉巨额债务、父亲早逝而家道中落，但其母蒋氏亦出身常州望族，且受过良好教育。如此家世背景，说幼年失怙经济上受影响确是事实，将之描述为“家境贫寒的贫民子弟”，那就过分夸张了。
与洪亮吉相类似的是，书中提到，庄培因之子庄述祖自称学问“皆吾祖吾父之余泽，而无一非吾母义方之教也”，其母正是来自长洲彭氏的苏州状元彭启丰之女。他在自述中说：“外家自长宁公倡明正学，父子祖孙相授受，舅氏于途次为不孝指示大略，证求真实，绝去异同门户之见，不孝从此稍知向学，不至入于下流。”正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庄述祖才得以承接常州今文经学与苏州汉学两方面的传统。推而广之，今文经学传入地处江南、盛行古文经学的毗陵庄氏，与所延请的塾师是否有关，也大可挖掘。书中对庄述祖的阐释相当疏略，这是颇为遗憾的。
对母亲所起的教育作用的忽视，是本书的一个遗憾。书中虽然也提到了女性的重要性，但多着眼于外家提供的教育支持以及与外公对接的通道。江南望族中母教的重要性则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清朝江南宗族外家的影响可通过母亲本人直接传递，这在才女辈出的常州到杭州一线尤为明显，例如上文所述毗陵蒋氏女、长洲彭氏女对洪亮吉、庄述祖的早年教育。
事实上，不少士子之所以能安心读书科举或从事学术研究，并非依靠所谓族产，而是因为有经营才能出色的母亲或妻子。书中提到的张惠言家族三代夫人，都出自本地望族。惠言的祖母白氏、母亲姜氏、夫人吴氏、弟媳汤瑶卿则堪称典型。白氏曾在他人劝她让儿子学手艺谋生时说：“自吾翁而上，五世为文儒，吾夫继之，至吾子而泽斩，吾不可以见吾翁。”数代之后，吴氏在面临类似情况时也说：“吾家十数世食贫矣，然皆世儒，隳祖业不可自吾子始。”书中另一重要人物刘逢禄也受其母庄太恭影响甚大。庄太恭为庄存与之女，曾亲授其子《楚辞》《文选》与唐宋诗词古文。如果作者能对常州望族的女性予以更多的重视，会更好地反映出当时宗族的原景。
必须指出的是，本书中译本舛误较多。由于本书评基于中译本，前述原书错误不排除译者误译的可能性。
例如，此书译者将庄氏始祖庄秀九误译为“庄休九”。考虑到本书初版出版于1998年，当时资料搜索便捷程度远非现在可比，庄秀九之名在不亲至常州翻阅家谱的情况下，的确难以查实，还算情有可原。但其他的错误就令人难以原谅了。
原书提到，庄秀九由镇江府金坛县（今常州市金坛区）迁入常州，而中译本误作远在四川的金堂县。作者既已指明庄氏家族已经迁入江南，加之金坛、金堂拼音不同，不应该混淆这两县。此类错误后来还一再出现，如将金匮县（今属无锡市）误译为金桂县。而庄秀九迁居常州后入赘的常州望族蒋氏，中译本也误作江氏。译者显然未曾翻查相关史料，而是根据英文直接找了自认为合适的字。“凤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作者译成“丰阳”，并旁注“音译”，又把刘京留在常州的儿子刘敬误作“刘京”、刘敬之子刘俊也误作“刘淳”。2014年版的封面还将原书英文书名中常州的拼写Chang-chou改成了Chang-zhou。
在涉及核心人物庄存与的章节中，出了全书最难以理解的一处翻译错误——庄氏最辉煌时期的榜眼状元兄弟庄存与和庄培因到底谁更年长。庄存与和庄培因是亲兄弟，庄存与生于1719年，于1745年中榜眼，庄培因生于1723年，于1754年中状元。存与中榜眼后，培因曾作诗云：“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间有宋祁。”存与为兄、培因为弟是非常明显的事实，英文原书中也列出了两兄弟的出生年份。然而，中译本对庄存与和庄培因到底孰为兄孰为弟的处理，可谓混乱不堪。如在第三章第三节即有“其兄庄培因1754年殿试”云云。同节还有“1744年他25岁时……其兄庄培因18岁（1741年）即中举人”，文本所述年份与兄弟二人的亲属关系发生了明显的矛盾，但是在短短几段之后，译者又正确译出庄存与子庄通敏“中举之速堪与其叔父培因媲美”。推测原因，大约是英文不分兄弟，一概称作brother，译者不经仔细查证而任意译成兄、弟，闹出数行之内忽兄忽弟的差错。
庄存与，清代经学大师，提倡今文经学
抛开这些错误不谈，本书最大的成功在于，出色地描绘了常州历史上空前大概也是绝后的文化昌盛时期，大批的常州才子在日益困难的大环境下，既勉力谋生，同时也积极寻求挽救国家的良方。当代常州人大概已经很难想象这些在文章中骄傲地用“吾乡”、“吾常”字眼的望族子弟在全国曾经有多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