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易数》

数字都有其独特及深奥的含义存在。也就是“数理属性”与“五行属性”。而关于“数字吉凶”，是用深奥的“周易梅花易数”来分析，再经过历史印证的结果而得来的。

梅花易数的起因

宋朝易学大师邵康节在观赏梅花时，偶然看见麻雀在梅枝上争吵，以易理推衍后，预言明日夜晚会有女子前来来摘折梅花，被园丁发觉而追逐，女子惊慌跌倒伤到膝盖；此预测现象果真在隔夜丝毫不差地得到验证，因此邵康节名闻于当时，大家将这种预测方法取名为“梅花易数”。

梅花易数的用途

“梅花易数”除爻辞解释外，还有吉凶趋势图。“梅花易数”可以产生声音、方位、时间、动静、地理、天时、人物、颜色、动植物等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感知的事物异相，作为预测其发展趋势的方法。

《梅花易数》 - 起卦方法

《梅花易数》随意性起卦，

《梅花易数》

大致可以概括为五种：⑴年月日时起卦：以年月日数为上卦，年月日数再加时数为下卦。因为经卦为八，其余以八除，所余之数即为此卦。如书中所列“观梅占”：辰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时，见二雀争枝坠地。辰年为5数，十二月为12数，十七查为17数，共34数，除去四八32数，尚余2数，二即兑为上卦；年月日数再加申时数，总为43数，除去五八40数，尚余3数，三即离为挖卦。这样便得到一个上为兑下为离的革卦。⑵物数起卦：凡见到可数之物，即以此数起作上卦，加时数起作下卦。⑶声音起卦：凡听到声音，数得几声，起作上卦，加时数配作下卦。如听到间断之声，也可以用前面声数起作上卦，后面声数起作下卦。⑷字数起卦：凡见字数，如为偶数，则上下平分，一半为上卦一半为下卦；如为奇数，则少一字为上卦，多一字为下卦，取清轻者为天，浊重者为地之义。如字数多，直接以字数起卦；字数少，则以字之笔画起卦。如一个字，则左边笔画为上卦，右边笔画为下卦。⑸人物起卦：凡见人或物，以人物为上卦，其方位为下卦，如此等等。

地支数：子1、丑2、寅3、卯4、辰5、巳6、午7、未8、申9、酉10、戌11、亥12。

先天八卦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以年支序数加农历月份数，加农历日数总和除以8，以其余数为上卦(若年月日相加的和数在8以下，就不用除8，是几就算几)，再以年月日相加的总和数加上算卦的时辰序数之和除以8，取其余数为下卦，再以年月、日时相加的总和数除以6，取其余数为动爻，动爻须变，是阳爻就变成阴爻，动爻是阴爻就变成阳爻，不动的卦爻则不变，动爻所在的卦将变成另外一个卦。

实际梅花易数起卦法多种多样，不一定非以时间来起卦预测，也可以让别人报数预测，或写一个字，以字的笔画数起卦预测，或听到某种声音，数其几声起卦或见到一组数字也可起卦预测，这就是梅花易数预测法的灵活性，而且准确性很高。

《梅花易数》 - 作者之谜

《宋史》邵雍本传记载：

《梅花易数》

“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是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后来，游学四方，跨河、汾，越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旧墟，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返归河南故里。又跟随共城令李之才学习，受《河图》、《洛书》，伏羲六十四卦图象。“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飞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臆测屡中者。道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知其道者鲜矣。”“所著书曰《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曰《伊川击壤集》。”这是本传对邵雍学业及著书的记录，并没有邵雍著《梅花易数》的文字。就是对于邵雍当时所谓“雍有玩世之意”，“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辄以其动而推其变”，对世事皆能加以预言的传闻，《宋史》作者也认为是“当时学者因雍超诣之识，务高雍所为”，并明确断言：“雍未必然也。”

《宋史·邵伯温传》记述邵雍之子的事迹，讲他“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与司马光等人成为再世之交。伯温也曾论及邵雍之学，说：“先君先天之学，论天地万物未有不尽者。其信也，则人之仇怨反复者可忘矣。”其著书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辨诬》、《周易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近百卷。这里，也没有一言及《梅花易数》。

《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代所见书籍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其中经部《易》类二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录有“邵雍《皇极经世》十二卷，又《叙篇系述》二卷，《观物外篇》六卷，《观物内篇解》二卷（邵伯温编）”；子部儒家类录有“邵雍《渔樵问对》一卷”，蓍龟类三十五部，一百卷，惟独没有所谓邵康节所著《梅花易数》。

宋代与邵雍同时，而且交往密切的学者，如司马光、吕公著、程颢、程颐、张载、王安石等人的有关史料和著述，都没有讲过邵雍著作《梅花易数》之事；即使视《周易》为卜筮之书，对所谓麻衣道者之书作过详细考证，而又十分推崇邵雍先天易学的南宋易学大家朱熹，也没有一字提及《梅花易数》。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邵康节著《梅花易数》，从史实上看，是子虚乌有的事。

《梅花易数》 - 主要内容

《梅花易数》一书的内容。《梅花易数》卷一在“占法”之后列有“玩法”，大概是要告诉世人《梅花易数》的占玩方法。但它不讲具体方法，却直接用一首诗来代替。“玩法”云：

《梅花易数》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造花，人于心上起经纶。仙人亦有两般话，道不虚传只在人。

此诗与邵雍《击壤集》中的《观物吟》极其相似。《观物吟》云：

一物从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传只在人。

明眼人一看便知，《梅花易数》“玩法”系抄录《观物吟》而来，却又作了改动。但这一改动非同小可，使起含义与原诗义蕴风马牛而不相及。这表明，《梅花易数》的作者根本没有读懂邵雍的诗文，或者出于别有用心。原诗是说，人心具备天地乾坤之理，天人本无两样，天道变化的法则也是人心思维的法则。《梅花易数》将“天人焉有两般义”改为“仙人亦有两般话”，将“体用”改为“造化”，就根本抹杀了邵蝇易学所体现的体用不离的基本原则和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而使之堕落为占卜的一种工具。此种与邵氏易学思维截然不同的东西，怎能出自邵雍之手？

《梅花易数》卷一又载有“八卦象列”，其中说：“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卷五又有“六十四卦次序”：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小过既济兼蛙济，是为下经三十四。完全是抄录朱熹《周易本义》卷首所列“八卦取凶歌”和“上下经卦名次序歌”。其卷一“八卦万物类占”，每卦的首句“乾为天，天风姤，天山遯……”“坤为地，地雷复，地择临……”等，则是抄录《周易本义》“分宫卦凶次序”。这说明，《梅花易数》是南宋朱熹以后的著述，并非北宋邵康节先生所作。

《梅花易数》卷二有“三要灵应篇”，其序末说：“此先师刘先生江夏人号湛然子得之王屋山人高处士云岩。宝庆四年仲夏既望，清灵子朱虚拜首序”云云，这篇序文是号为清灵子的朱虚于宝庆四年夏天作。考历代年号，“宝庆”乃南宋理宗皇帝的年号，但此年号仅用了三年，并无“宝庆四年”之说。这样饿错讹使十分惊讶，不敢妄言所以。紧接其后，“三要灵应篇”的引言便排列了一个传授世系，即所谓：“是编则出于先贤先师，采世俗之语例。用之者鬼谷子、严君平、东方朔、诸葛孔明、郭璞、管辂、李淳风、袁天罡、皇甫真人、麻衣仙、陈希夷。继承得之者，邵康节、邵伯温、刘伯温、牛思晦、牛思继、高处士、刘湛然、富寿子、泰然子、朱清灵子。其年代相传不一，不知姓名者不与焉。”这个传授世系中，其他人不必过多考证，仅就朱虚与刘伯温而言，一看便露了马脚。朱清灵子即朱虚，序言中说是南宋理宗宝庆时人；刘伯温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宰相，乃元明之际的政治家。据此，《梅花易数》只能是明代以后人所为，并不是邵雍的著作。况且将明人刘伯温列于宋人之间，也颇有不伦不类之嫌。

《梅花易数》第三卷，首列“八卦方位之图”，如果将此图放在易图演变的历史中考察，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破绽。第一，此图邵雍后学与王湜及朱熹《周易本义》所传邵雍“文王八卦方位”图不同。此图八卦爻位的排列需自外向内看，而“文王八卦方位”图的八卦爻位，则是从内向外看，两者正相反对。其后学张行成《易通变》所传邵雍十四图，虽无后天八卦图，但其诸图八卦爻位的排列顺序亦皆为自内而外。《宋元学案》所引先后天图亦是如此。这表明，《梅花易数》所列“八卦方位之图”并非邵氏原图。第二，此图中央的阴阳鱼太极图，在北宋并不存在。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看，直到明朝初年的赵撝谦作《六书本义》，才首次公布了阴阳鱼图，称为“天地自然河图”

《梅花易数》

赵撝谦所传“天地自然河图”的阴阳两鱼之形，并象阴阳鱼太极图那样规范和美观。赵氏说此图“有太极函阴阳，阴阳函八卦自然之妙”，只是恰当地表示了八卦阴阳爻画排列的情况。而阴阳鱼太极图又增加了审美的要求。这就不难推测，从粗略的赵氏之图到相当精致的阴阳鱼太极图，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就是说，上述“八卦方位之图”中央的阴阳鱼太极图是更为晚出的。而它被世人所公认，被引用，并与其它易图联系在一起，创制出一个新易图，则一定是还要晚得多的事情。第三，“八卦方位之图”破坏了“天地自然河图”。赵氏图的外围配以先天八卦方位，其目的在于以卦象中的阴阳爻象变化表现阴阳二气相互消长的过程，但并未画出八卦插象。“八卦方位之图”可能是依此八卦之名书写的方向，画出了八卦之象，却又将先天卦位改换成了后天卦位，这样，便破坏了“天地自然河图”的“阴阳函八卦自然之妙”，阴阳爻象与太极图之间不再有任何必然联系，也不能体现阴阳消长的法则，反映了此图作者逻辑思维的混乱。这表明，《梅花易数》中的“八卦方位之图”是明初以后很久才拼凑而成的。

《梅花易数》卷一所列“观梅占”讲“康节先生偶观梅”，“牡丹占”讲“先生与客往司马公家共观牡丹”，“邻人扣门借物占”讲“先生方拥炉”，“先生令其子占之”等等。这种称邵雍为“先生”为“其”的语气，丝毫没有自己著述的意味。更何况，“康节”乃邵雍死了十年以后（元佑年间）哲宗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功德而追赐的谥号，岂能自称“康节先生”！“康节先生”是后世学者对邵雍的尊称。

《梅花易数》纯系卜问吉凶之书，

《梅花易数》

与《周易》之占天穰悬隔，乃江湖数术之类。邵雍易学视《周易》为穷理尽性之书，借易数推究天地万物之理，探求阴阳终始之变，属于学的范畴。安与听经纬分明，不可相提并论。

《梅花易数》卷二之《三要灵应篇序》曰：“吉凶悔吝有其数，然吾预知之，何道与？必曰：求诸吾心易之妙而已矣。”又说：“易之为卜筮之道，而易在吾心矣。”所以《梅花易数》又自称为“心易”，如卷二第一篇称为“心易占卜玄机”，第六篇则称为“八卦心易”，并明确提出：“占卜之道，要变通得变通，得变通之道者，在乎心易之妙耳。”就是说，占卜之道，全在一心。具体到起卦，就是完全凭借占卜之人灵机一动，随心所欲而确定的。

由起卦方法，看到《梅花易数》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从耳闻目睹的事物中，随心所欲地选取其中某一两个方面，随意地联结为一个虚假的事物，并企图以此为前提，推论出真实可靠、确定无疑的结论。这样，《梅花易数》就把自己预知吉凶祸福的方法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之上。殊不知，虚假的前提是推不出确定真实的结论的。“兵不厌诈”，“声东击西”，“以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就是讲的让敌人依据虚假的前提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的道理。

根据同样一卦，不同的占卜者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抛开其它占筮体例，仅就虞翻易学而言，求得某卦，就可以通过卦变说引出另外的一卦，通过旁通说又可以引出另外一卦，然后再与互体、半象等说相结合，从不同角度取象，便可随意选取其中某些卦象之间的关系，作出适合自己需要的各种判断。

王充《论衡》和《北堂书钞》记载一个大致相同的事件，讲的是孔子门人子贡作为使者到各地游说，到了归期仍然不见回来。于是孔子占了一卦，得到鼎卦，以变爻九四占断，其爻辞为“鼎折足”。孔子的门人们依据这个爻辞都说：“卦中说没有足，看来，子贡暂时回不来了。”惟独颜回笑而不语。孔子问其故，颜回答道：“子贡一定会回来，即使没有足，也会乘船回来。”颜回之所以说“乘船”，是因为鼎卦的下卦是巽，巽为木。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同样的一卦推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且都能讲出一番似是而非的道理。这就清楚地表明，依据《易》卦这种虚假的前提，推不出确定的结论。因而，《梅花易数》仅凭随意拼凑的前提进行推论，其论断也是站不住脚的。

《梅花易数》的作者们，大概也意识到了这种占卜方法不可避免的失误，于是又千方百计地加以弥补。他们认为，仅有内卦（指所起之卦）不行，还必须参考外卦（指占卦时所闻所见之物象的感应）。“不知合内外卦为断……则鲜见其有验者”；“内卦不可以无外卦，外卦不可无内卦。占卜之精者，无非合内外之道也”（《内外论》）因此，《梅花易数》又提出了“三要十应”的方法。“三要”即运用耳目心思三者之要。“应”，即外物之感应。认为依据所见所闻皆可作出判断，见吉则吉，见凶则凶。诸如云开见日，事必增辉；烟雾障光，物当失色；月忽当雨，宜近清光；雨乍沾衣，可蒙恩泽；二男二女，重婚之义；一僧一道，独处之端；逢猎者，得野外之财，见渔夫，有水边之利；乌鸦报灾，花鹊报喜，犬争恐招盗贼，鸡斗主有喧争……如此等等，《梅花易数》称之为“事事相关，物物相应，是以验吾占卦之切要也”（《动静》）。

《梅花易数》此番议论，自以为得计，其实也不过是一种迷惑求卜者的障眼之法。从上述事例看到，其借以推断吉凶祸福的应验之象，无非是占卜之时偶然碰到的一些现象，企图依此作出即兴的必然性判断。而按照逻辑推理的规则，偶然的联系得不出必然性的判断。因而，依据《梅花易数》的方法作出论断，也是靠不住的。

《梅花易数》

按照《梅花易数》的说法，占卜吉凶晦吝的关键，“在于区分体用之卦，察其五行生克比和之理”（《八卦心易体用诀》）。就是说，确定体卦、用卦、互轧、变卦之后，即以五行生克之理，判断其吉凶祸福。个体原则可以概括为：“体克用，诸事吉；用克体，诸事凶。体生用，有耗失之患；用生体，有进益之喜。体用比和，则百事顺遂。”“体党多而体势盛，用党多则体势衰”，“体盛则吉，体衰则凶。”（《体用总诀》）“五行生克”说是《梅花易数》推论判断、占算吉凶的主要理论支柱。

所谓五行生克说，是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家创立的一种理论模式。从汉朝开始，易学家们将此种学说引入易学，用来解说《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经过西汉易学大师京房等人的阐发，后来成了算命术的一大理论基础。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即五行生克是否能够概括世界上千差万别、纷繁复杂的事物的相互关系？

知道，五行生克说是以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的性能或作用来说明其相互关系的。它仅仅反映了古人对事物的属性、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粗浅认识。而大千世界的客观事物，既区分为不同的领域、类别和层次，又有相当繁杂的关系。早在战国时代成书的《易传》，就讲到了相互对待的事物之间的相摩、相荡、相推、相揉、相攻、相取、相感、相易等关系，更不要说化学中的化合、分解，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进化和人类社会相互资助、相互融合以及既相互联合又相互斗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等关系了。即使同一种物质，其性质也是多方面的。以水为例，它不仅仅具有“润下”的性能。就直观而言，水性柔弱，却可以滴水穿石，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盛于圆则圆，盛于方则方。水又具有很大的变动性，热则成汽，寒则凝冰。水还具有不息不止、循序渐进的性质。孔子在川上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孟子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就微观而言，水在4℃的温度下比重最大；在一个标准大气压，水的沸点为100℃；水又区分为纯水、重水、双氧水，纯水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水分解则变成氢和氧，等等，等等。因此，五行生克并不能概括世界万物的复杂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以五行生克说解释世界，也只能是以偏概全，得出片面以至错误的结论，歪曲世界及其事物的本来面貌。

明末科学家和象数之学的代表方以智，将邵雍视为同张衡、祖冲之、一行等齐名的人物，并斥责江湖数术说：“其言象数者，类流小术，支离附会，未复其真，又宜生厌也。”（《物理小识.象数理气征几论》）其所说的“类流小术”，即其父方孔炤所批评的“矜方占验，则流为术数耳”（《时论合编？三易考约》）。可见，宋明时期易学中象数之学的代表人物，都旗帜鲜明地反对江湖派的算命术，就此而言，亦是对儒家人文主义占筮观的发扬。

邵雍的易学，提出先天卦序说，将八卦分别配上八个数字，其目的是用来标明画卦过程从右到左的顺序。可是在《梅花易数》一书中，则成了以其卦数占问吉凶的工具。对这两种传统，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在研究中，便会迷失方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