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传邵康节先生心易卦数》这本书中，一共列举了二十七种起卦法，这二十七种起卦法如果按细则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五类：
第一种是基于卦数与时间相配合的起卦方法，比如说以年月日时卦数相加，除而求得“易卦”的“卦数起例”。以物数与时数相配合，求得易卦的“物数占”。以时间与声音之数配合求得易卦的“声音占”。这一部分基本都是以数和时间两个基础因素来确定的起卦方法。
第二种是以书写的文字为基础的起卦方法。这一部分内容包括以笔画求数起卦的“字画占”，其中包含一字占、二字占、三字占、四字占、五字占、六字占、七字占、八字占、九字占、十字占，有以字数求数起卦的十一字以上占。这里面笔画求数和字数求数是不一样的，它分为两种，十一字以下用笔画求数，十一字以上以字数求数。
第三种是以长度数值为基础，丈尺占和尺寸占。
第四种是以占测对象为分类标准的为人占，占自己，占动物、占静物。
此外在家传本中的牡丹占、观梅占等这八个卦例之后，又增加了一部分内容，是“端法后天卦数”，“风觉鸟占”、“听声音占”、“形占”、“色占”。后面增加的这部分起卦法内容和前面四种起卦法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之所以把它放到卦例后面，是有着很深的心机上的设计的。
当我们去细究这五大类起卦法内容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家传本”书中设计的“起卦法”是要极力的进行简易化与通俗化，这与它的受众人群是有相关性的。这本书所面临的阅读人群就是那些没有接触过师承传授的数术小白们，所以我们看到它整体的设计是前面增加了大量忽悠人的内容，然后把所有真实的内容都藏起来，同时把内容做得特别简单，特别通俗。至于说里面到底藏了什么样的bug，藏着什么样的坑，都不是它考虑的问题，因为这些数术小白们也根本想不到那么深。随着后期数术图书变得越来越普及，数术图书的传播渐渐压制住了师承传授之后，数术小白们慢慢也变成了数术中的混子，这部分内容里面所设计的“陷井”，反而逐渐的被掩盖的更加严密了。
数术占卜技术的通俗化与简易化，和数术技术的下沉也有着重要的关联。数术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是一部“衰落史”。从官方而言，夏、商、周以巫卜为“帝师”，古代战争出兵，太师要随军而行，过去的传统是“王大出师，大史抱式与大师同车”。打仗的时候朝中的大卜要带着他的占卜工具，跟着部队一同出征，既是总参谋长，又是整个部队的宗教和技术的总指导。到了汉代以后，巫、卜已经逐渐变成了朝廷中起辅助作用的“士”，博士也好，钦天监的官员也好，其等阶己是五品左右的官员。而到了元代以后，中国的数术人才像钦天监中的这些传承者，又逐渐被西方的传教士所替代，让西方的占星术和西方的天文观测术替代了中国传统的军国星占术和历法体系。乃至于到了明清时代，就变成了以汤若望这些西方耶稣会的传教士为主，以他们所掌握的天文观测的技术，将中国传统的数术压制的非常厉害。
元代以后，在官方层面，影响数术传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父死子继”的制度，明代是有户籍制度的，比如说有军籍的称为“军户”，父子都要从军，在匠籍的都要做工匠。钦天监的官员也是这样，父亲死了，必须在儿子中挑一个承继他的位置，这就造成了大量没有天赋又想抱铁饭碗的这些官员后代，跑到钦天监中去混日子。我们在《明史》中看到过数次占日食月食不准的记录，以至于在后来与耶稣会传教士相互比拼天文技术的时候惨败，这实际上还是人的问题。
从民间的角度而言，数术的底线就变得更低了。唐代以前师徒授受之中，最少还保持了数术的核心技术，保持了基本的技术规则。宋代以后数术的图书化，让数术爱好者的层次继续下沉，民间有爱好但没有传承的读书人变得越来越多，而宋代的官员中也有很多人对数术有着很深的爱好，所以宋代无论是高层还是低层的读书人都参与到了数术的学习和研究之中，这些人对数术是有着极大兴趣但却缺失了真实的传承。数术的核心技术也是在宋代图书的传播中被人为的隐藏和忽视。
当核心技术被人为隐藏之后，数术图书的通俗易学和传播力就变得更为重要。原来你想学没有书，你就需要找老师，现在连老师都不用了，这种数术的通俗化与简易化的进程直至今天也依然没有终止。
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电脑、手机起卦，这都是从梅花易数的数字起卦系统一直延续下来的，而且它下沉的比梅花易数更没有底线。梅花易数中多少还有点规则，虽然被异化的很深，但是还能找到脉络，到了现代连这个脉络也都没有了。
金口透易梅花占一直要求大家严格遵循金钱卦的起卦法，金钱卦的起卦法在传承上与“枚卜”有关，这种起卦法在没有铜钱之前是用竹片来起卦。有了铜钱之后，由于铜钱便于寻找，而且随时可以补充，也不怕丢，阴阳面也很好区分，所以铜钱就替代了竹片，成为了通行使用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