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简介

南朝诗人沈炯创作有一首《十二属诗》：“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哺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砧引清杯。狗其怀物外，猪蠡窅悠哉。”这是中国最早的十二生肖诗，每句以生肖冠首，一句一生肖，突出了每种动物的习性和特点，而且是按十二地支所配动物的顺序写成的，清晰明白，易懂好记。

此后历代生肖诗从未间断。最著名的当数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读十二辰诗卷掇其余作此聊奉一笑》，堪称生肖诗中佳作，诗云：“夜闻空簟啮饥鼠，晓驾羸牛耕废圃。时才虎圈听豪夸，旧业兔园嗟莽卤。君看蛰龙卧三冬，头角不与蛇争雄。毁车杀马罢驰逐，烹羊酤酒聊从容。手种猴桃垂架绿，养得·鸡鸣角角。客来犬吠催煮茶，不用东家买猪肉。”这首生肖诗既说出了十二生肖，又蕴示着十二时辰，贴切自然，颇为耐读。从诗题看出，当时文人们写生肖兴趣极大，并汇有生肖诗集，可谓别出心裁，别具一格。

几千年来，在中国的历法上，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猪十二只年兽依次轮流当值，子鼠值岁，丑牛接班，寅虎继任，卯兔候补……斗转星移，幕布一年一启一落，生肖动物也一个接一个，“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形成中华民族代代继承、家喻户晓的传统文化。

从古到今，凡中华民族子孙，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一个生肖伴随一生，终生不变。生肖已成为每个人的出生符号、生命符号之一，是每个人的吉祥物，人们赋予十二个生肖不同的象征意义，共同表达美好的祝愿和心灵的祈求。由于十二生肖具有便于数年纪岁的优点和吉祥祝福的寄托，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得以代代相传，相沿成习，虽经历朝各代和各种社会制度，至今仍盛行未变。

生肖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从产生之初便与中国最古老、最神秘的阴阳五行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还有祭祀、饮食、造字和文学等各个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生肖文化扩展到了剪纸、绘画、雕塑、器皿等领域。当然，并不是汉族才有十二生肖，华夏五十六个民族都存在属于自己民族、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生肖文化，这也是华夏生肖文化博大精深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古至今，智慧的中国人民一直没有停息对于生命的探讨。生与死，是生命的一个循环，是生命过程中的相辅相成，鸟归林、风归谷、人归家，万物只有在这死生相续、生死循环的过程当中才能获得永生。而生肖沟通阴阳而化育万物，成为人们出生与回归的共同家园，满足了人们的长生梦想。可以说，在生肖身上，寄托着人们最高的生命理想：生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化于自然又驾驭自然，开天辟地又沟通天地，与天地同生又生生不息。

生肖文化是历史的“活文物”，是揭开五彩纷呈的历史文化的“密码”。生肖文化并不都属于历史，它属于一种在历史的基础上发展的文化。现在十二生肖习俗不仅仅为中国所有，已成为世界现象，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应该继承先民们留下来的宝贵生肖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其发扬光大，焕发新的光彩！

十二生肖名称的演变

史料记载，二千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十二生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十二生肖的称谓也有所差别，其中蕴含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认知的变迁和各个朝代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

生肖又称属相，在中国，生肖代表年份和人的出生日期。十二生肖一年一种属相，十二年一个轮回。十二生肖由自然界的动物——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以及传说中的龙所组成。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十二生肖的名称在不断地发展与变化，从不同历史时期对“十二生肖”的异名别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十二生肖名称发展演变的历史，感受到生肖文化的辉煌灿烂。

汉代及汉代以前的大部分时期，人们往往把动物类统称为“禽”，通常人们生活中所看到的动物都可以称为“禽”。东汉学者王充所著《论衡·物势篇》里讲到四相与十二生肖时说“以四兽验之，十二辰之禽效之”，这“十二辰之禽”就是十二生肖。

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对十二生肖名称的提法也开始多了起来。隋代王度在《古镜记》中描述对铜镜铸文中十二生肖图案时将十二生肖称为“十二辰畜”。唐代《事始》一书中又有了“十二兽”的提法。“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和柳宗元在文学作品中多将十二生肖称作“十二神”。当时大部分时期实施的是相对宽松的民族政策，随着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加强，一些少数民族中的生肖文化也逐渐传入了中原地区。据《新唐书·回鹘传下》记载：“黠戛斯，古坚昆国也。……以十二物纪年，如岁有寅则曰虎年。”这其中的“十二物”就是十二生肖。

宋朝时，十二生肖的名称大致有“十二虫”和“十二时”两种叫法。苏辙在岁暮守岁之际，感叹星移斗转、岁月易逝，写了一首《守岁》诗：“於菟绝绳去，顾兔追龙蛇。奔走十二虫，罗网不及遮。”诗人自注“是岁壬寅”，古时楚人称虎为“於菟”，“於菟绝绳去”表示“虎”年将尽。可见，“十二虫”指的就是十二生肖。宋代李溥在《五代会要》中将十二生肖称为“十二时”：“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三晶已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

到了清代，又有了“十二辰禽象”的称谓。李光地等奉旨编纂的《星历考源》一书卷二中云：“十二辰禽象：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们较为熟悉的“十二相属”的叫法，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列有一条，题名就为“十二相属起于后汉”。

民国期间，还有“十二支神”的提法，当时出版的《中国明器》中认为东汉十二生肖画像砖是“后来明器中十二支神所本”，十二支神即十二生肖。

以上十二生肖不同的称谓之中包含着历代文化发展的轨迹，蕴藏着民间风俗的历史变迁，更深载着传统生肖文化的无穷奥秘。从十二生肖名称的演变中可以看到生肖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中国民族语言的发展历程。

十二生肖的分类

根据十二生肖的来源以及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把十二生肖分为三个大的类别：第一类是已被人类驯化的“六畜”，即牛、羊、马、猪、狗和鸡，它们是人类早期为了生存或其它目的而驯养的，占十二种动物的一半。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六畜兴旺”代表着人丁兴旺、吉祥美好的夙愿。第二类是野生动物中为人们所熟知的，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动物，它们是虎、兔、猴、鼠和蛇，其中有人们所敬畏的虎和蛇；也有人们所厌恶、所忌讳但却依赖人类生存的鼠；更有人们所喜爱的兔和猴。第三类是中国传统的象征性的吉祥物龙，龙是集许多动物特性于一体的“人造物”，是人们想象中的灵物，代表着富贵和吉祥。

十二生肖起源说

作为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事象，有关十二生肖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从普通百姓到专家学者，从民间里巷到正堂书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探究生肖的起源，产生了人类模仿说、图腾起源说和生肖纪年起源说。

中国的生肖文化源远流长，一直以来人们最关心的就是生肖的起源。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曾向大弟子蔡元定询问“十二相鼠起于何时，首见何书？”蔡元定瞠目结舌，不知如何作答。时值今日，关于生肖的起源仍是众说纷纭。

人类模仿说

很久以前，古人就已经发现，木星绕太阳一周需要十二年的时间，认为木星运行的不同时期会对地球上生物的生长产生不同的影响。按照《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记载，在木星绕太阳运行的十二年中，会有三年收成，三年水灾，三年丰收，三年旱灾，同时人们还发现，在十二年中各有一年特别适宜某种动物的生长，于是人们就开始在不同的年份向该年当中生存能力最强的动物学习，以增强自己的抵抗能力，适应地球复杂多变的环境。如此，每十二年为一轮，就有了现在的十二生肖。

“模仿说”是人们顽强的生命意识的体现，这种生命意识通过古代巫术的形式表现出来，人类对动物的模仿也反映了先民们勤奋、好学的优良传统。

图腾起源说

考古学家发现，在甲骨文上已经有了关于十二生肖的记载。有人认为，生肖可能产生于夏代，最迟不晚于商代。但是，对于古人为何如此来搭配，人们莫衷一是，其中一种解释是，生肖与中国古代的图腾崇拜有关。

图腾是“氏族”、“亲属”、“标记”的意思。图腾文化是人类文明历程中一种非常独特和奇妙的现象，图腾崇拜作为最早的宗教信仰方式之一，遍及世界各地。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们为了对不同的氏族进行更好的区分，图腾便应运而生。原始氏族社会的人们，往往把同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和植物视若神明，并将他们作为本氏族的名号、标记，进行祭祀、崇拜，不准任何人杀戮、食用。当时，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惧怕虎、蛇以及想象中的龙等动物，就把他们作为图腾来崇拜。随着人们开始定居，诸如牛、鸡、狗等用来营生的动物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人们把这些动物选入了图腾。

不可否认，古人对于图腾的崇拜势必会影响对于十二生肖的确定，两者之间也必然有某种难以割舍的联系，但这只是人们的一种推测，尚缺乏确切的科学根据。

生肖纪年起源说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有一些民族使用“十二兽历”来纪年，以十二年为一轮，循环往复、绵延不断。在云南哀牢山自古至今使用的都是十二兽历纪年法，并且在遇有重大节庆时，还要请女巫装扮成十二兽神来跳舞。

其实，“图腾起源说”与“十二兽历说”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远古氏族有可能是在生产需要的基础上和图腾崇拜的影响下创造出“十二兽历法”的。如今，我们所使用的历法是干支纪年和动物纪年相结合在一起的。

总之，十二生肖并非一时一地的产物，是华夏民族和其它各族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承载着先人们无穷的智慧和美好的愿望。

秦简《日书》中对于十二生肖的记载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竹简《日书》中有一章标题为《盗者》，其中记载有：“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寅，虎也，盗者状，希须，面有黑焉。卯，兔也，盗者大面头。辰，（原文脱漏）盗者男子，青赤色……已，虫也，盗者长而黑蛇目。午，鹿也，盗者长颈小哘，其身不全。……未，马也，盗者长须耳。申，环也，盗者圆面……”这其中的十二生肖大体近似于现在的说法。据考证，睡虎地十一号墓下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因此十二生肖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秦以前的春秋时期。学者们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关于十二生肖的最早而又较系统的记载。

生肖排列诸说

生肖的排列问题一直在传统文化中是个不解之谜，自古人们就不遗余力地试图加以解释，对于生肖的排列问题也形成各种不同的说法。

对于十二生肖的顺序，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然而，十二生肖为什么按照“鼠牛虎兔”这样的顺序排列呢？

在汉族，流传着一个很广泛的传说：轩辕黄帝要选十二种动物担任宫廷卫士，猫托老鼠报名，结果老鼠给忘了，猫就错过了日期，没有报上。原本推牛为首，结果老鼠偷偷爬上牛背占了先机，于是老鼠排第一，牛为第二。虎和龙不服气，被封为山神和海神，排在鼠和牛的后面，这下兔子又不服，要和龙赛跑，于是兔子又跑到了龙的前面。狗又不乐意了，一气之下咬伤了兔子，被罚到了倒数第一。蛇、马、羊、猴、鸡之间还经过了一番较量，到最后，猪又跑来，狗又成倒数第二了。这个传说反映了人们渴求得到答案的美好愿望。

对于生肖的排列，有两种比较科学的解释：

时辰排列说

清代刘献的《广阳杂记》从古代昼夜十二时辰的角度来解释生肖的排序。刘献认为：“天开于子，不耗则其气不开。鼠，耗虫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侯，故子属鼠。地辟于丑，而牛则辟地之物也，故丑属牛。人生于寅，有生则有杀。杀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属虎。卯者，日出之侯。日本离体，而中含太阴玉兔之精，故卯属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群龙行雨之时，故辰属龙。巳者，四月之卦，于时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时蛇不上道，故属蛇。午者阳极而一阴甫生。马者，至健而不离地，阳类也，故午属马。羊食未时之草而茁，故未属羊。申时，日落而猿啼，且伸臂也，臂之气数，将乱则狂儿横行，故申属猴。酉者，月出之时。月本坎体，而中含太阳金鸡之精，故酉属鸡。戌时方夜，而犬则司夜之物也，故戌属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时，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猪则饮食之外，无一所知，故亥属猪。”

习性排列说

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对“时辰排列说”加以吸收利用，并结合阴阳之说，用各生肖动物的习性来作解释：

夜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是子时。子为阴极，象征着幽潜隐晦，配之以鼠，因为鼠的特征是藏匿，此时老鼠最为活跃。

凌晨一点到三点，是丑时。丑属阴，让人想到俯首而生慈爱。牛有舐犊之情，故以配丑。

清晨三点到五点，是寅时。寅为三阳，阳盛则暴，以虎配寅位，因其为猛兽，性暴，最为凶猛。

五点到七点，为卯时。卯，月亮落西方卯位而含东卯之兔，因此，卯属兔。此时，月亮挂在天上，玉兔捣药正忙。

清晨上午七点到九点，为辰时。辰，表示阳气升起而动作，其盛以龙配之，这正是神龙行雨的好时光，故辰为龙。

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为巳时。此时，阳起的动作并不那么旺盛，像蛇，故巳为蛇。

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为午时。午，为阳极之象，因为马疾驰而矫健，正是天马行空的时候，可以代表阳极的意义。所以，午为马。

下午一点到三点，为未时。未为阴，而羊“仰而秉礼行焉”，且有跪乳的习性，故未配羊。

下午三点到五点，为申时。申为三阴，阴盛则黠，以猴置申位，正因为猴性黠，而且这时猴子活跃起来。

五点到七点，为酉时。西酉有鸡，且酉时夜幕降临，鸡开始归窝，所以酉以鸡配。

晚上七点到九点，为戌时。戌，阴敛而潜寂，狗司夜，是为持守之物，故配狗。

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为亥时。亥为猪。此时万籁俱寂，猪正在酣睡，正好相属。

总之，生肖的排列是有着很深的文化历史渊源的，它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逐渐形成并最终确定的。

《大集经》对十二生肖的排列

佛教经典《大集经》卷二十三中有关于生肖排位的记载，佛经所说四大洲之一阎浮提即赡部洲的四方大海之中各有海中的神山宝地：南海琉璃山，山名为潮，山上的种种色窟中住着一条毒蛇，无死窟中住着一匹马，善住窟中住着一只羊；西海玻璃山，山上的上色窟中住着一只猕猴，誓愿窟中住着一只鸡，法床窟中住着一只犬；北海银山，山名菩萨提月，山上的金刚窟中住着一头猪，香功德窟中住着一只鼠，高功德窟中住着一头牛；东海金山，山名功德相，山上的明星窟中住着一只狮子，净道窟中住着一只兔，喜乐窟中住着一条龙。

十二生肖的最早记载

生肖的来源有各种说法，关于生肖的最早记载出于何人何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随着人们对于传统生肖文化的研究日益深入和全面，在关于生肖的最早记载问题上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从文献记载来看，清代时人们就开始讨论关于生肖的最早记载问题。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四中认为，十二相属之说起于东汉。因此，有不少人将东汉王充的《论衡》视为最早记录十二生肖的文献。《论衡·物势》中记载：“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午，马也。子，鼠也。卯，兔也。亥，豕也……”在这段引文中，只有十一中生肖，唯独缺龙。王充又在《论衡·言毒篇》中记载：“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东汉赵晔在其所著《吴越春秋》中也有“吴在辰，其为龙”的记载。这样，正好是十二生肖，并且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的搭配已经非常完美，与现在民间所流行的说法相差无几。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的发现不断增多。1970年，考古人员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一批秦简中发现了关于十二生肖的比较完整的记录。这批秦简里有《日书》两种，其中一种《日书》背面的《盗者》一节载有十二生肖。据研究，《日书》竹简很可能成文于秦始皇称帝之前，这就比《论衡》的记载前推了将近300年。秦简的记载中，十二地支齐全，除了“辰”一项原简漏抄生肖外，其余十一项均标有生肖：“子，鼠也。丑，牛也。寅，虎也。卯，兔也。辰。巳，虫也。午，鹿也。未，马也。申，环也。酉，水也。戌，老羊也。亥，豕也。”子鼠、丑牛、寅虎、卯兔、亥猪，秦简所录这五种生肖与今一致；而“巳，虫也”、“申，环也”、“酉，水也”三项，同巳蛇、申猴、酉鸡相近；其余三项则与今不同。对此，业界说法不一。不管怎么样，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后，《论衡》记录十二生肖的率先优势一下子被超越了。

当代学者大多认为，关于十二生肖的最早记载是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例如《吉日》篇中“吉日庚午，即差我马”等。战国诗人屈原在《离骚》的开篇也有相关的内容：“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是说自己出生是在寅年寅月寅时。另外，《礼记·月令·季冬》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出土牛，以送寒气。”

考古家还发现，早在殷商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有了干支表以及运用干支的例子。可见，产生了秦简和《论衡》的时代都不一定会是有关十二生肖的最早记载和产生的源头。相信随着人们对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及科技的逐渐发达，关于十二生肖的起源问题以及关于十二生肖的最早记载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生肖最早记载汇总

近代著名文艺批评学家、民俗学家杨萌深在《事物掌故丛谈》一书中将各种有关生肖起源的最早记载综合起来，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和整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十二地支配合十二兽之说，以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物势》和《论衡·言毒篇》为代表（上文已有论述）。

其二，北族起源说，首见于明代陆深所著的《春风堂随笔》: “北狄中，每以十二生肖配年为号。所谓狗儿年、羊儿年者，岂此皆胡语耶？”

其三，印度起源说，佛教经典《大集经》中所言：“阎浮堤外，四方海中，有十二兽，并是菩萨化导，人道初生，当菩萨住窟，即属此兽护持、得益，故汉地十二辰依此行也。”

其四，兽足奇偶说，这在宋人的《家·公选》一书中已有体现。

其五，性情说，首见于明代学者郎瑛所编著的《七修类稿》。

其六，体亏说，李长卿在《松霞馆赘言》中认为：“鼠无牙、牛无齿、虎无脾、兔无唇、龙无耳、蛇无足、马无胆、羊无神（瞳）、猴无臀、鸡无肾、犬无肠、猪无筋，十二属各有不全。”

中国少数民族生肖文化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生肖并不是汉族的专利，中国少数民族也有着自己的生肖文化，充分展示了中国生肖文化的多样性，彰显出中国传统生肖文化光辉灿烂的魅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国家，各少数民族都有着各自悠久的历史，以及富于地方特色的文化习俗，生肖文化也不例外。华夏范围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如蒙古族、部分彝族等族的十二生肖受汉族文化影响很大，与汉族的基本一致。由于生存环境以及所熟悉物种的不同，在选择十二生肖动物时，各少数民族往往会选择本民族最为亲近的动物作为生肖动物，从而给生肖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差异。此外，少数民族还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用生肖纪年、纪日的方法，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节日和风俗。

傣族十二生肖

生活在西双版纳等地区的傣族，亥的属相不是猪而是象。傣族把十二生肖与地支相配，不仅用来纪年，还用来纪月和纪日。傣历中的“骨”是汉族的“年”，“血”为“月”，“皮”为“日”。他们所说的“子年鼠骨”就是“子年鼠年”；“一月鼠血”就是“一月鼠月”；“申日猴皮”就是“申日猴日”，以此类推。可见，汉族的十二生肖在传入傣族以后，其应用要远远丰富于汉族中的十二生肖。

黎族十二生肖

在海南省居住的黎族同胞，其十二生肖为：鸡、狗、猪、鼠、牛、虫、兔、龙、蛇、马、羊、猴。以鸡为首，又以虫代替虎。在海南省保亭县毛道乡居住的黎族人（毛道黎），其十二生肖则为：鼠、牛、虫、兔、龙、鱼、肉、人、猴、鸡、狗、猪。

彝族十二生肖

生活在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用十二生肖来纪年、纪月和纪日，只是在各地所采用的首月有所差异。有的地区以羊月为首月，有的地区以马月为首月，有的地区以猴月为首月。哀牢山彝族在十二生肖中，用穿山甲代替了龙的位置。居住在云贵川三省交接地区的彝族，至今仍然保留着原始的习俗。他们在虎日这天赶虎街（集市），在猪日这天赶猪街等。有些地方还建有十二生肖的神庙，每年举行祭祀活动，还跳十二神舞，热闹非常。

藏族十二生肖

传说，藏族的生肖纪年法是在公元7世纪时由唐朝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时带去的，因此和中原地区的十二生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也是以六十年为一轮，相当于汉族的甲子年。每六十年的第一年称为“回登”，为木鼠之意，即鼠年。藏历生肖纪年有将阴阳、五行与十天干结合在一起的特点：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每对中前者为阳，后者为阴。另外，藏历中还以男女代替阴阳，如阴金牛年又叫女金牛年，阳水虎年又叫男水虎年等。

纳西族十二生肖

居住于云南省境内的纳西族以生肖纪日，并配以方位，方法非常独特。他们将一年十二个月分为大月和小月，每月都是30天。单月第一天为猴日，按猴、鸡、狗、猪、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的顺序往下排，一直排至单月的第29天为鼠日；进入双月时，跳过双月第一天并不是牛日，而是把牛日跳过去，定为虎日。

少数民族以生肖取名

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生肖除了用来纪年以外，还用于取名。云南哈尼族以生肖为新生儿取名，如降生于属牛的时辰，便以牛为首字，例如叫“牛山”。云南普米族人的名字也有取于属相的，如鸡年出生的人，叫“罗次”或“罗米”，“罗次”为男，“罗米”为女，既包含了性别，又包含了属相。羌族以生肖取名的情况较为普遍，如“泽木子”，意为属羊的女子；“别木子”，意为属猪的女子；“别木基”，意为属猪的男子；“合木基”，意为属虎的男子。在苗族聚居区，巫师一般根据孩子的出生日取名。例如，给丑日出生的孩子命名为“水牛”或“田”，取义为丑属牛，牛耕田。

中国生肖文化的传播

随着世界各个国家之间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国的生肖文化逐渐向外传播。中国生肖文化在向域外传播过程中，有些仍然保留着原貌，有些则因为生活环境和地域条件的不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历史上大多实行适度宽松的民族政策和国家政策，除了华夏各族之间进行频繁的文化交流之外，其它国家和民族与华夏各民族之间也有彼此文化之间交流和吸收，生肖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日本生肖文化的影响

绿雉（别名贝母鸡）是日本的国鸟。中国和日本都有崇信金鸡的信仰，然而两者却有着不同甚至迥异的文化烙印。在中国，金鸡不仅是祥瑞之兆，能带来财富，更多地蕴含着助善救贫、伸张正义、惩恶除贪等文化内涵。而在日本金鸡的价值理念只被简化为吉兆发财。中国的金鸡信仰传到日本时，其中的道德价值取向便被日本人舍弃了。这种金鸡崇信在日本的变异也凸显了日本国对外来文化自信、自强和重塑的巨大力量。

另外，日本的生肖在种类上与排列顺序上与中国也大体一致，有所不同的是，日语读十二支，将子读为鼠，将丑读为牛等。可见，在将地支和生肖结合程度上，日本比中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对泰国生肖文化的影响

生肖文化在传入泰国时，排列顺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虎、兔、龙。泰国还把中国的干支与生肖纪年法加以改造，他们把生肖的一轮即十二年称为小周纪年法，与小周纪年法相对的是大周纪年法。大周纪年法六十年一周期，不用干支，直呼生肖，并以从一到十的十个数目字相配合，起始年为蛇一年，接下去是马二年、羊三年……牛九年、虎十年。之后为兔一年、龙二年、蛇三年、马四年……每种生肖轮五次，每个数目字轮六次，最后由兔九年、龙十年收尾，六十年后新一轮的大周纪年法便又从蛇一年开始了。这显然是对中国干支纪年法的变形运用。

对越南生肖文化的影响

越南的十二生肖也是由中国传入的，与中国的基本相同，只是把“兔”换成了“猫”。据说，越南之所以把“兔”换成了“猫”是由于当时翻译的失误，因为“卯”和“猫”同音，翻译听错了，以讹传讹，结果一直错到今天。

对缅甸十二生肖文化的影响

缅甸的生肖在东南亚地区别具一格。缅甸人在吸收中国生肖文化的同时，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整与改造。他们变十二生肖为八大生肖，分别配以八大星球之名，自周一至周日依序排列，如周一为太阳，出生的人属虎；周二为火星，出生的人鼠狮子；周三上午为水星，出生的人属双牙象；下午出生的为魁星，出生的人属无牙象等。

当然，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生肖文化并不只是十二种动物那么简单，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包孕其中的。十二生肖包含着十二种动物，但十二种动物未必可以形成十二生肖文化。也正因为如此，生肖文化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广大。随着十二生肖文化的域外传播，十二生肖已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同时也逐渐成为了全世界共同的文化财富。

中国古书中对于柬埔寨生肖的记载

柬埔寨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真腊。元代成宗元贞年间，学者周达观随使去往真腊，编著了一部记录柬埔寨当地风俗人情的著作《真腊风土记》，其中就有关于柬埔寨十二生肖的记载：“十二生肖亦与中国同，但所呼之名异耳。如以马为卜赛，呼鸡为蛮，呼猪为直庐，呼牛为个之类也。”从此记载中可以看出，柬埔寨的生肖文化在吸收中国生肖文化的基础上加入了本国自己的特色，显示了中国生肖文化的持久生命力和强大融合力以及对于其它国家尤其是周边各国的深远影响力。

诗文里的生肖文化

生肖文化的流行在于中国人的普及和宣传，尤其是知识分子推波助澜作用更是不可忽视。在文人雅士的笔下，生肖文化的文学样式变得丰富多彩，也颇受人们的追捧和喜爱，成为生肖文化当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生肖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历经千年而不衰，得益于华夏之邦丰富多彩的宣传形式，更是离不开骚人墨客的妙笔生花。从古诗到小说当中，从灯谜到对联当中，都渗透着十二生肖的痕迹。

生肖古诗

古人把以生肖为题材写就的诗称作“生肖体”，“生肖体诗”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列朝诗集》中收录明代胡俨的《十二辰诗》：“鼷鼠饮河河不干，牛女长年相见难。赤手南山缚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骊龙有珠常不眠，画蛇添足实为累。老马何曾有角生，羝羊触藩徒忿嚏。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鸡空自老林丘。舞阳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东头。”诗人巧妙地把关于十二生肖的传说与典故融入其中，既讲述了有关生肖的知识，同时又充满了趣味性和可读性，不愧为一首十二生肖诗的经典之作。

生肖也是民间百姓们的最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写出属于他们的“生肖诗”来：“老鼠不留隔夜粮，水牛身上拔根毛。画虎不成反类犬，兔子不吃窝边草。天龙难斗地头蛇，打蛇要打七寸处。好马不吃回头草，羊毛出在羊身上。青肚猴子教勿乖，偷鸡不成反蚀米。打狗要看主人面，千年野猪老蚀食。”这首生肖诗并未进行太多的艺术加工，把人们熟悉的生肖习俗与传说根据十二生肖的顺序依次串联起来，反映出生肖文化的大众性和趣味性特点。

生肖小说

一部真正优秀的小说不仅仅是一个作家自身的写照，更是一个朝代、一个社会的万花筒，是对某一个时期民俗文化的展现，生肖文化当然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以艺术的形式反映了明代普通百姓的生活习俗，其中对于生肖文化的描写，更是现今研究生肖文化的珍贵资料。《金瓶梅》中写人物往往是以属相来交代年龄，如书中申二姐自言“属牛的，二十一岁”，潘金莲也说“奴家虚度二十五岁，属龙的”等等，不胜枚举。纵观《金瓶梅》一书，对于生肖的描写，足有20余处，而单单表示年岁的就多达三分之一，其它如算命、丧葬等，也多有涉及。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自然少不了对于生肖文化的描写。“贾宝玉神游太虚境”一回中，贾宝玉翻看“金陵十二钗正册”，其中有一首诗写到“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此处借用生肖“虎兔相逢”的禁忌，暗示了“四春”中元春的命运悲局。

生肖灯谜

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每年正月十五的元宵节都有闹花灯的习俗，灯谜也是其中的一大亮点，灯谜中的许多谜面和谜底都是以十二生肖为主题。明代冯梦龙编纂的《广笑府》一书中就有这样一个生肖灯谜：“月在半天，女子并肩，火烧羊脚，鸡立水边”，打四个字。谜底是：有好美酒。其中，鸡属酉，“鸡立水边”即为“酒”字。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在平常的游戏或是小品、相声等众多艺术形式中，人们也常常拿生肖谜语来增添乐趣。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谜语：“兄弟十二我行七，四六推倒二十一”，这是在说他自己的名字：十二生肖中马排第七位，“四六推倒二十一”则为“三立”两个字，生动形象，抓住了人们的兴趣所在。

生肖对联

生肖对联易于观赏者记忆，雅俗共赏，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生肖对联的内容有多种写法，可以只以一种生肖入对，如“牛郎芳草地，丑待吉祥年”；也可以将两种生肖嵌入其中，作为新旧交替之际的新年联，如“东风放虎归山去，明月探春引兔来”等。

在传统戏文以及新兴的歌词当中也都有或多或少的生肖文化的体现，将生肖文化根植于诗词、小说等多种文学样式之中，不仅丰富了文学的题材，同时也赋予了生肖文化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

生肖对联巧拜寿

一次，南宋著名词人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应邀参加青州一位乌姓老寿星的寿宴。席间，众人请他们夫妇俩合作一副寿联，祝贺乌老寿诞。赵明诚有意难为妻子，随即写下上联前半部分“乌龟方姓乌”和下联前半部分“老鼠亦称老”。李清照诗才卓绝，稍加思索，和上一对：“乌龟方姓乌，龟寿比日月，年高德亮；老鼠亦称老，鼠姑兆宝贵，国色天香。”联中“鼠姑”为牡丹的别称，上下联立意精巧，幽默风趣，既祝福寿主长寿，又表达寿主品行高尚，而且巧嵌“乌老”二字。众人听后满堂喝彩。

生肖与民族图腾

生肖是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民族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式，是一种隐性的民族语言。在中国传统生肖文化中，龙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把生肖动物作为本民族的象征。

在中国传统的节日当中，不仅有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节日，还有先民们留下来的最具中国特色的生肖年。无数的朝代更替，更有兴盛与衰亡的浮浮沉沉，华夏儿女过生肖年的传统却从不曾改变。生肖之年已经超出了传统节日的范畴，升华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情结，成为中国文化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更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熠熠生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一种象征吉祥和威严的怪兽，是各民族共同崇奉的神。后来经过长时期的发展，龙逐渐成为了最高统治者的专有名词。封建时代的皇帝穿的是龙袍，坐的是龙椅，睡的是龙床，就连身体也被普天下百姓奉为龙体。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尧、舜以及汉高祖刘邦的诞生及其形貌，也都经过了后人的加工与渲染，与龙扯上了关系。他们被认为是“龙种”，即天生做皇帝的命，就连他们的孩子，也都被称为“龙子”。现如今，我们还常常提到“龙的传人”、“龙的子孙”的说法，这种说法已经超出了远古时代图腾崇拜的范畴，而是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的展现，是整个民族所共有的、与生俱来的文化现象。

除了龙图腾之外，其它一些民族也把十二生肖中的其它动物看做是本民族的氏族，并且顶礼膜拜。

广西南丹县的瑶族黄姓把母猴奉为始祖。当地传说，古时天上有十个太阳和十个月亮，白天太热，晚上太冷，因为黄姓的始祖妣为母猴所生，母猴生下的后代力气都很大，黄姓始祖妣也不例外。于是，人们就请始祖妣上天打太阳和月亮，后来打下了九个太阳和九个月亮，人们很感谢始祖妣，并且把母猴奉为神灵。至今，在瑶族生活的地区，也还保留着禁止捕杀猴子的习俗。

云南大部分地区的白族有虎氏族和鸡氏族的区分。虎氏族认为他们的始祖为雄性白虎，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种白虎威武雄壮，并不会伤害他们自己民族的人们。当他们打算要出远门时，也会选在属虎的那天（寅日），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事才会有虎神的庇佑。虎氏族人从外归来，也会算准日期，只有虎日进门才吉利。鸡氏族则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金花鸡的蛋里孵化出来的，认为公鸡知吉凶，会保佑他们。他们在迁徙时，会在身后背的箩筐里放上一只公鸡，到达新迁地区后，公鸡在什么地方叫，就在什么地方安家。在他们看来，公鸡叫的地方，就是最吉利的、适合安家的地方。此外，中国的彝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也称虎是其祖先。

如今，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入，作为民族标识之一的生肖文化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撞击。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重视中国传统的生肖文化，将其看成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从自身做起，将传统的生肖文化根植于每一个华夏儿女的身心当中，上升到民族标识的高度，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扬和传播生肖文化，才能有利于生肖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天水蛇神

在甘肃天水地区，有对蛇的敬畏和禁忌的习俗。如果家中有蛇出现，表示家中有邪气，家里的人不能安居，主人应焚香磕头礼拜，祭神驱邪。如果人们看见交尾的蛇就要回避，并且不能同其他的人说，因为交尾蛇的形象和古代伏羲女娲蛇身人首的形像是非常相似的。他们认为蛇是有灵性的，他们在塑造神像时，往往把小蛇放入泥胎头部或腹内，以显示神性灵验。遇蛇要避，蛇有难要救。当地人最忌讳打蛇，打蛇遭报应的故事在天水一带数不胜数。天水地区对于蛇的敬畏和崇拜实质上是古代图腾崇拜的进一步延续。

干支纪年与生肖纪年

中国传统纪年法干支纪年，源远流长，而干支纪年与生肖纪年的结合，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现在通行公元纪年，我们对于干支纪年也并不会陌生，诸如我们熟悉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采用的都是干支纪年的方法。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之中，生肖纪年也是和干支纪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谈生肖文化，就应该了解干支纪年。

中国传统的历法——农历早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夏朝就已经完备，所以农历又被称为“夏历”，夏历所采用的就是干支纪年法。干支纪年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相配为序，“十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统称，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则被称为“十二地支”。由于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两两相配后只有六十组，而其与十二生肖的结合则可以区别同一生肖的不同年份，所以先人们才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用来纪年。藏历纪年以及中国历史上西夏和元朝两个王朝的纪年都是较为典型的对于生肖纪年的运用。

藏历纪年，鼠、牛、虎、兔等十二生肖不仅依次配合木、火、金、水、土五行，还要同阴阳相结合。其配合之法同十天干有对应关系，即以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以上五对，每对中前者为阳，后者为阴。藏历纪年虽然没有明确标示干支，但隐含着干支顺序。藏族地区的生肖纪年非常重要，是寻访班禅转世灵童的方法之一。

历史上的西夏国为羌族的一支党项族所建，从李元昊正式称帝（1038年）算起，存在了近200年。西夏官府和民间都以生肖纪年。据有关资料介绍，夏仁宗乾佑七年（1176年），甘州黑水桥碑的碑体汉文纪年题为“岁次丙申乾事占七年”，藏文纪年则为“阳火猴年”，这明显地反映出西夏的生肖纪年受到藏族纪年方法的影响。

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蒙古族以十二生肖纪年，其纪年以虎年为首，顺序为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元代纪年，往往在生肖之后加上“儿”和“年”两个字，如“鼠儿年”、“牛儿年”一类，这在《元史·五行志》中有所体现：“至正元年，淮楚间童谣云：‘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见羊儿年，便是吴家园。’”

元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化，民怨沸腾，各地大小不一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元史》所录这首童谣，预言元王朝将在1355年被推翻。童谣不说乙未年，而直称羊儿年。在北京法源寺，至今仍能寻到镌为“蛇儿年二月十三日”落款的元代圣旨碑。

天干地支与十二生肖相结合以用于纪年，是中国古代历法研究的成果，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贯穿于中国传统生肖文化的一条生命线。

何谓“六十甲子”

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按顺序两两相配，从甲子到癸亥，共六十个组合，称为六十甲子，又称六十花甲。其顺序依次是：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本命年的传统习俗

本命年的说法与十二生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每当本命年时，民间也都有一些特定的习俗，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下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民间，人们以“巡”作为纪年单位，属相每十二年轮回一次，称为一巡，以此循环往复。当某一年的纪年生肖循环至本人的属相，即本人出生时那一年的纪年生肖时，该年就是本人的本命年。简言之，一个人出生的那年是农历什么年，那么以后每到这一属相年便是这个人的本命年。比如子年出生的人属鼠，12年后再遇子年，就是他的本命年。因此，每过12年，人们就要遇到一次自己的本命年。所以，人的本命年出现时他会是12岁、24岁、36岁、48岁、60岁……由此可知，本命年是按照十二生肖推算出来的，与十二生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人们往往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属象，一般自己属什么，就会对那种生肖动物有一种特殊的喜好和偏爱，尤其到了本命年的时候，生肖玩具、生肖画等都会成为人们的最爱。

民间传统习俗认为，本命年是一个不吉利的年份。“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故民间通常把本命年也叫做“槛儿年”，即度过本命年如同迈进一道槛儿一样。人们相信，一定要祈福辟邪进行“禳解”，以冲去灾祸，这样才能趋吉避凶，才能在多殃的本命年逢凶化吉。因此按照传统，到了本命年，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要买红腰带系上，称为“扎红”，小孩还要穿红背心、红裤衩，更有甚者所穿全部是红色，认为这样才能趋吉避凶、消祸免灾。这种“扎红”的习俗直到今天，依然在各地非常流行。春节期间，各种形式的红黄飘带在市场上随处可见，本命年的人们将之系在腰间、手腕上，认为这样便可消解灾祸、好运当头。

红色辟邪、红色吉祥，这种观念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存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崇红”心理却一直没有改变。新年贴红对联，新婚礼俗中的红嫁衣、红盖头、红蜡烛等等，不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要用红色营造出喜庆的气氛，尤其认为红色有驱邪护身的作用。因此在大年三十，人们便早早地穿上红色内衣，或系上红色腰带，有的随身佩带的饰物也用红丝绳系挂，来迎接自己的本命年。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人们特别重视男孩子的12周岁生日。这一天，孩子要“扎红”，家长要置办酒席，亲友要赠予男孩礼物钱帛，以表示祈福的意思。老人的60岁生日，称为“花甲”，在中国许多民族都很重视。花甲为人生中第6个本命年，也是干支纪年的一个轮回，有着特殊的意义，儿女们要为老人办“换甲宴”，以寄托人们祈求健康、长寿、吉祥的愿望。

在中国一些地方民俗中，本命年的腊月三十晚间忌出门。这一天从太阳落山黄昏起，值本命年的成年人或孩子闭门不出，直到第二天太阳升起，已婚男子还要由妇人相陪伴，认为这样就可以躲过灾难的降临。

由此可以看出，生肖文化早已经广泛介入了人们的生活，成为民俗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其中有某些迷信的色彩，然而并不应该就此抹掉其中积极的一面。

本命年与道教的关系

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组合而成六十甲子，而道教信奉六十甲子神，即六十位星宿神。六十甲子神也有太岁之称，如甲子太岁金辨、乙丑太岁陈材等。在民间，把本人出生年的星宿神称为本命元辰，实质上，本命年即是本命元辰的俗称。在北京著名的道观白云观内有座元辰殿，是祭拜本命元辰星宿神的地方。每年农历正月初七、初八，人们纷纷到白云观元辰殿内“祭星”，向各自的本命星辰烧香礼拜，祈求一生平安。这种祭拜又叫“顺星”，意思是即便不顺利的流年，通过祈祷也能得到对应星辰的保护，从而转为顺利。

生肖取名的传统

根据生肖来取名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今，生肖取名始终伴随在人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身边，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孩子还没有出世，但孩子的至亲，尤其是即将为人父母的爸爸妈妈，和已经为人父母的爷爷奶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抱着一本厚厚的字典寻找吉祥的字，以便给孩子取一个饱含深意的、不同凡响的名字。

很多人给孩子起名时，会考虑孩子的属相来选取适宜的字。以属相取名，古已有之。明代自诩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寅出生于1740年，这一年为庚寅虎年，唐寅，姓唐名寅，字伯虎，名与字呼应，都取自生辰年份。

说到名字，除了名与号之外，人们通常都还会有一个乳名。乳名又称小名或小字，过去的民俗，为孩子取乳名是万万不可以马虎的事。旧俗命乳名十分郑重，有的地方由生父携带糖、饼之类请村中长者、族中有威望者取名，名字要与长辈亲属的名字避讳，通常多取吉字做名，如“贵儿、祥儿、小龙”等。在民间，尤其是农村，起贱名的习俗很常见，不论北方南方，不论是城郊远乡，许多人都以“狗”、“牛”、“驴”，甚至还包括“尿”、“粪”之类的字给孩子起名，希望他们的后代都能贱生贱长，平安度日。如司马相如小名“犬子”，顾恺之小名“虎头”，陶渊明小名“溪狗”，王安石小名“獾郎”。乳名吉字如“小龙”、“虎仔”，贱名如“小狗子”、“小牛”，有时又与孩子的属相有莫大的关联。乳名取于生肖，这也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如今，在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这样的风俗。

以“狗”（或者意思接近于它的名字）之名为例，上至王侯将相、才子书生，下至凡夫俗子、贩夫走卒，有很多很多的人都以此为名。清代《陔余丛考》卷四十二“命名奇诡”条辑录的材料颇为有趣：“《南史》张敬儿本名狗儿，其弟名猪儿，齐明帝改为敬儿、恭儿。《宋史》刘继元之子名三猪。《金史•海陵纪》有刑部郎中海狗；《宣宗纪》有李瘤驴、唐括狗儿；《哀宗纪》有完颜猪儿。又，兀术之孙名羊蹄，胡沙虎之子名猪粪，封濮王。他如纥石烈猪狗、完颜狗儿，见《西夏传》。耶律赤狗儿，见《卢彦伦传》。《金史》谓金人尚质，故沿旧俗不改。《元史》亦有石抹狗狗、宁猪狗。……此本古俗。金元之人名多丑恶，原无足异也。”金、元之时，人名用十二生肖的例子非常多，而当年北方少数民族纪年，亦有直呼狗儿年、猪儿年之类。以生肖动物为人名，该是受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

对于生肖取名，在旧时还迷信各种“宜忌”。迷信“宜忌”的人，在取名时对生肖因素也是颇有些讲究的，在给特定属相的人取名字时，有些部首的字宜用，有些则忌用，他们认为名字与生肖相配才吉祥，才能给人带来好运。

当然，名字事实上只是一种代号而已，根据生肖来取名只是表达人们的美好寄托和愿望，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幸福是靠我们自己来创造的，而并不能由所谓名字的好坏来决定，但是，包含在取名传统中的那种长辈对孩子们的爱和希望，则是值得肯定的。

老舍先生的乳名

中国文坛大师老舍先生有一个很一般甚至很俗的乳名：小狗尾巴。对此，老舍之子舒乙在所作传记《老舍》中写道：老舍生于1899年2月3日。姑母给他起了一个很不中听的外号：小狗尾巴。属狗，和属猪、属鸡、属兔一样，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可是“狗尾巴”，而且是“小狗尾巴”，实在令人接受不了。所以老舍小时候总是说他是糖瓜祭灶的那一天生的，在灶王爷升天的时辰光荣落地不比“小狗尾巴”光彩得多、神气得多？姑母为他取名“小狗尾巴”，寄托着姑母一片爱心与无限的祝福。“小狗尾巴”还有一岁末尾的意思，不仅包含了生肖，甚至连生月腊月也含在乳名里了，就此看来，这个名字真是非常大气的。

与儿童有关的生肖文化

十二生肖的形象生动可爱，因此也是孩子们的最爱，无论是在儿歌或是孩子们的游戏当中，以及某些地区与孩子有关的习俗当中，都可看到生肖文化的影子。

生肖文化也有其通俗易懂、老少咸宜的一面。生肖不仅被人们作为祭祀、崇拜的对象，也经常被人们作为教育孩子的“活教材”。当孩子刚刚学会认识事物时，大人们就会教他们认：这是鼠，那是牛，全身斑纹的是虎，三瓣嘴、长耳朵的是兔……

在中国台湾地区，还流传着这样一首儿歌：“一鼠贼仔名，二牛驶犁兄。三虎爬山崎，四兔游东京。五龙皇帝命，六蛇受人惊。七马跑兵营，八羊吃草岭。九猴爬树头，十鸡啼三声。十一狗吠客兄，十二猪菜刀命。”这首儿歌押韵上口，既教会了孩子们数数，同时又能记住生肖的顺序，知道关于生肖的小故事，简单明了，易于孩子们记忆。

除了儿歌之外，还有一种叫做“扮十二生肖”的游戏，也特别流行：参加游戏的小朋友们依次扮演十二生肖，由“鼠仔鼠食油”开始。扮老鼠的人要蹲在地上做偷吃灯油状，身体一鞠一躬，其他伙伴分别以一只脚从其背后跨过。如不小心碰到“老鼠”的身体，就要由他接着扮下一个生肖。第二个节目是“牛仔牛过溪”，一人扮牛，蹲在地上，小伙伴依次从他身上跳过去。跳之前先要问：“你是死牛还是活牛？”扮牛者答以“死牛”，对方可打他屁股一下。若答以“活牛”，对方就说：“好，草给你吃，但是要载我过溪。”然后，从“牛”背跳过去。跳不过者，接着扮下一个生肖。第三个节目为“虎仔虎趴壁”，扮虎的孩子蹲在地上，双手乱抓，做爬壁状。其他人分别单脚着地，从“虎”头上跨过，如被“虎”抓到，则接着扮下一个生肖。此后，依次为“兔仔兔望月”、“龙仔龙绞水”、“蛇仔蛇剥皮”、“马仔马翻砂”、“羊仔羊长角”、“猴仔猴洗脚”、“鸡仔鸡扑翼”、“狗仔狗钻洞”和“猪仔猪食潘”。这种游戏既能使儿童记住十二生肖的顺序，同时又能增强孩子们的模仿能力，还锻炼了身体，一举多得。

在浙江一些地区，还有“念生肖”的习俗。孩子如果消化不良，肚子难受，大人就把一只装满米的杯子用布包紧，然后将杯子倒扣在孩子的肚皮上，同时嘴里念道：“老鼠归老鼠，牛归牛，虎归虎……”将十二生肖念一遍后再说：“孩子，它们帮你吃，你一下子就不痛了……”在青海河湟地区，如果孩子久病不愈，老年人会认为是孩子犯了关煞。要想除病，就得过关煞，仪式是：请一个属龙或属虎的人，拿一把铡刀，刀刃向下横在门的上方，父亲或是母亲抱着孩子经过门口，旁边其他人问：“青龙过关了吗？”拿刀人就回答：“过了！”然后还有白虎关、凤凰关、朱雀关等。人们相信，经过这一过关仪式，孩子的病就会痊愈。

且不问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果，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都反映了父母希望子女们健健康康、快乐成长的美好心愿。

除此之外，在中国的某些农村地区，孩子出生后，父母要为孩子剪属相，并贴在床头位置，如属虎就剪个虎贴在床头，属牛就剪个牛，父母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像生肖动物一样茁壮成长。在中国苏州一带，还有“寄名”的习俗。比如，孩子的生辰八字冲虎，就要找一个带虎字的人作为孩子的“干爸爸”，冲马，就要找一个姓马的人，等等。

“长命锁”中的生肖

“长命锁”是挂于小孩儿脖子上的吉祥物，往往由两面组成，一面为生肖动物，属什么动物就刻什么动物，另一面则是“长命百岁”、“福禄安康”、“一生平安”等字样。“长命锁”中最讲究的是“百家锁”，由小孩儿家人到各家各户乞讨，每家只要一文钱，然后凑起来打一把银锁，象征“祈百家福”之意。在中国江南地区凑“百家锁”，要先将白米七粒、红茶七叶用红纸包起来，总共要准备两三百包，散给亲友，收回时各家须备礼钱一份，可多可少，以供买锁。人们相信，将这“百家锁”给孩子戴上，锁上刻着的十二生肖本命神就会保佑孩子健康成长了。

生肖地名拾锦

以十二生肖中的动物作为某一个地区或是某一处景物的名称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从以生肖命名的地名中，可以见出人们对于生肖崇拜的影子，也反映出该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古代，图腾崇拜对人们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不仅将被视为神物的生肖图案绘在衣服上，做成头饰、旗帜以及壁画等多种形式，甚至还用生肖中动物的名称来为某些地区命名，这其中便有不少有趣的事例。

宝鸡和雉县的传说

在魏文帝曹丕所撰的《列异传》中记载有这样一个传说：秦穆公时期，有人在今陕西南部的陈仓一带挖出一只奇异的动物，它长得像羊而不是羊，像猪也不是猪。于是那人就牵上怪物，想把它献给秦穆公以领取封地和赏钱。途中，遇到两个童子，童子告诉他说：“这怪物名叫媪，专门在地下吃死人的脑袋为生。要想杀死它，可以用柏树枝打击它的头部。”谁知这时被两个童子揭了老底儿的媪也开了口：“这两个童子名叫鸡宝，一雌一雄，得雄者可以称王，得雌者可以称霸。”那个陈仓人听了，再也顾不上怪物媪，一心去捉名叫鸡宝的两个童子。此时两个童子化为两只雉，飞入了林中。陈仓人将此事报告给秦穆公，秦穆公组织了大规模的军队进行搜捕，果然在森林中找到了雌鸡宝，但它已化为石头。秦穆公将其置于泾水与渭水之间，自己后来也果然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

这则故事在秦代干宝《搜神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也许正是由于这则故事的流传，唐代时才把秦时的陈仓县改名为宝鸡，而那只雄鸡宝，则飞到了河南一带，相传汉代所置雉县，就是它所停留的地方。大概是由于后世修史者认为鸡宝的传说是个吉祥的征兆，它预示着秦的称霸乃至秦王朝统一天下，所以，《史记》中的《秦本纪》、《封禅书》以及《汉书·郊祀志》等中都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艺术加工和渲染，浓浓地记上了一笔。

北京水龙和建筑龙

1987年10月，中国的地质专家学者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并结合历史资料发现，在北京城的整个布局中竟然卧着两条巨龙：水龙和建筑龙。水龙以南海为龙头，以中海和北海为龙身，以什刹海为龙尾；建筑龙则以天安门为龙头，故宫博物院为龙身，钟鼓楼为龙尾，景山犹如龙脊，东西长安街好似龙髯，太庙和社稷坛正在龙眼的位置。水龙可以从北京地图上看出端倪，而建筑龙站在景山上便可尽收眼底。有双龙盘踞，难怪历朝历代都把北京作为首都！

福州十二生肖地名

在中国南方的福州，对于十二生肖动物作为地名的运用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谓十二生肖，样样俱全：鼠有老鼠山；牛有牛项山、牛眠山、春牛亭、金牛山、牛津街、牛头巷、石牛山、牛道山、牛弓街等；虎有降虎寨、虎婆宫、虎节路、五虎礁、虎哨等；兔有兔耳山；龙有龙潭路（古称龙潭窟，俗称龙潭角）、龙津街、龙庭境、龙腰崎、龙岭顶、龙山巷、龙峰里、龙津巷、白龙路、秋龙巷、登龙桥、攀龙道、乌龙江等；蛇有蛇山；马有马房巷、马道街、马祖道、马厂街、白马路、下马巷、马草道、走马山等；羊有羊肉弄；猴有白猴屿；鸡有金鸡山、金鸡寺、鸡公岭、渡鸡口、卖鸡弄和鸡角弄等；狗有白犬岛；猪有猪蹄亭、宰猪弄、何猪弄等。

中国地域辽阔，地名繁多，以生肖命名的地名也是举不胜举。生肖地名不仅通俗简单，容易为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先人们智慧的体现，反映出先人们对于十二生肖的无比热爱和崇敬。

全国各地的“龙景”

除中国的首都北京被称为“龙城”之外，在全国各地，也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龙景”，如河北赵州桥的“蟠龙石雕”、山西大同的“九龙壁”、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白塔“蟠龙柱”、辽宁沈阳的福陵“蟠龙壁”、江西南昌的“龙沙夕照”、山东泰山的“黑龙潭”、河南开封的“龙宫”、湖北黄鹤楼的“龙头角梁”、湖南柳毅井的“洞庭龙宫”、广东广州东西铁塔的“龙雕铁座”、广西柳州内的“大龙潭”、四川都江堰的“伏龙观”、贵州黄果树的“玉龙飞渡”、云南大理的“苍山黄龙潭”、台湾台北的“龙山寺”等，数不胜数，遍布中华大地。中华大地上处处卧虎藏龙，不愧为一个“龙”的国度。

生肖中的饮食文化

生肖文化早已普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就连饮食文化与生肖文化之间都有着一定的联系，饮食文化中与生肖有关的部分自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包涵其中。

烧菜用猪肉、鸡肉，美食有牛腩、蛇羹，无疑，这些都是饮食文化的一个方面，都为饮食文化增色不少。然而，谁能说这是吃生肖呢？除了吃之外，生肖与饮食之间还有很多文化方面的搭界点。

《月令问答》中的饮食与生肖

在中国古代，把一年四季中每季的第三个月称为季月，如三月为季春、六月为季夏、九月为季秋、十二月为季冬。又以五行配四时，春为木，夏为火，秋为金，冬为水，剩下一个“土”就配给季月。以五行配四时，再结合生肖，便有了所谓的“五时所食”之说。

东汉蔡邕的《月令问答》是记载十二生肖较早的文献之一。蔡邕将生肖与五行相结合，并与饮食联系起来谈论生肖动物：“凡十二辰之禽五时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鸡、亥猪而已。其余龙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胜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属季夏，犬属季秋，故未羊可以为春食也。夏，火王，火胜金，故酉鸡可以为夏食也。季夏，土王，土胜水，当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无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为季夏食也。秋，金王，金胜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无角，虎属也，故以犬为秋食也。冬，水王。水胜火，当食马，而礼不以马为牲，故以其类而食豕也。”蔡邕认为，春属木，木胜土，而属土的生肖有丑牛、未羊、戌狗三种，又因为“牛属季夏，犬属季秋”，所以“未羊可以为春食也”；夏属火，火能胜金，“酉鸡属金”，就成了夏天之食；季夏属土，土可以胜水，猪属水，而牛属土，为何只以牛食，而不以猪食？蔡邕认为，土为五行之中最尊贵者，而牛是五畜中首要者，五行中其他四行所配的牲畜“无足以配土德者”，故“丑牛可以为夏食也”；秋属金，金胜木，虎为木，然寅虎不便食，因此以戌狗充之；冬属水，水可胜火，马属火，但“礼不以马为牲，故以其类而食豕”。蔡邕结合五行之说得出来的结论未免过于牵强，且也不符合实际。

《聊斋志异》中的龙肉

中国古代的第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有一篇以“龙肉”来命名的文章：“姜太史玉璇言：‘龙堆之下，掘地数尺，有龙肉充牣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龙’字。或言‘此龙肉也’，则霹雳震作，击人而死。’太史曾食其肉，实不谬也。”当然，龙并不存在，只是人们虚化出来的动物形象，龙都没有，何来龙肉呢？大概古人对于龙肉的向往比较痴迷，认为吃到龙肉就可以长生不老吧。

中国哈尼族的人们还有“祭龙肉”的习俗，但所祭祀的不是真正的龙肉，而是猪肉和猪肝，人们认为能够在市场上随便买到的猪肉并不能和这种在龙树下“开了光”的“龙肉”相提并论。龙肉煮熟后，大人们会先敬献祖宗，然后全家人按先大后小先女后男的顺序吃一口，依次排下去，每人至少要吃两口。人们认为祭龙肉是龙赋予的，每年都能吃上祭龙肉，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平安吉祥。

其实，什么宜食与什么不宜食是由所食之物的属性以及人体内的营养平衡决定的，当然，饮食文化中人们的偏爱与禁忌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内涵与风俗习惯在里面的，应该尊重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的选择和自由。

混合之食“十二象”

“十二象”字面的意思是说十二生肖一勺烩，从鼠至猪十二种动物样样皆全，而实际上是指有猪牛羊肉的混合肉食。发展到后来，穷人、乞丐们从各家各户掏过来的百家饭也被戏称为“十二象”，极言其杂。作家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记录当时下层社会的生活时即有对于“十二象”的描述：“一天哪里讨不上二十个钱，那就可以吃荤了！四城门卖的十二象，五钱吃两大碗，乡坝里能够吗？”在这里，“十二象”已并非原初的珍馐。

生肖相生相克说

生肖相生相克之说由来已久，在漫长的旧社会人们深受其害，我们应该远离这种迷信，用科学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净化生肖文化。

生肖相生相克说由五行的基本规律相生和相克发展演变而来。所谓相生，即指互相滋生、互相促进的意思；而相克则是互相制约、互相克制的意思。生肖相生相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冲害”。

五行之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一书，据该书记载，有一次，周武王向箕子咨询治国之道，箕子讲了“洪范九畴”即九条治国大法，而这第一条，便是讲五行水火木金土的：“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甜。”五行学说在产生之初就已广泛渗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生肖文化也不例外。

古人将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一分为二”，分出阴阳来，还对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做了五行的划分。按照古人的说法，十天干中列于单数位的甲、丙、戊、庚、壬为阳干，列于双数位的乙、丁、己、辛、癸为阴干；十二地支也分为阴辰阳辰，属阳者为子、寅、辰、午、申、戌，属阴者为丑、卯、巳、未、酉、亥。以五行说划分十天干也容易，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而十二支面对五行的“瓜分”，就不是简单的等分除法所能分配均匀的了，古人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却也巧妙，据《淮南子·天文训》载：寅卯为木，巳午为火，申酉为金，亥子为水，四季为土。所谓四季，指季春、季夏、季秋、季冬，对应十二辰中的辰、未、戌、丑。这样，天干地支的五行归属，再配以五行方位观，就成为甲乙寅卯东方木，丙丁巳午南方火，戊己中央土，辰戌丑未四库土，庚辛史酉西方金，壬癸享予北方水了。

因为阴阳五行之间有“相生相克”之说，将其与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结合在一起，与此一起的生肖也就有了相生相克的含义。在人们看来，人是可以进行自主的五行调节的，这样就可以称心如意、转逆为顺。

古人认为，子鼠午马相冲，丑牛未羊相冲，寅虎申猴相冲，卯兔酉鸡相冲，辰龙戌狗相冲，巳蛇亥猪相冲，此即为“六冲”之说，又称“对冲”。迷信的人还坚信，子鼠未羊相害，丑牛午马相害，寅虎巳蛇相害，卯兔辰龙相害，申猴亥猪相害，酉鸡戌狗相害。对此，民间还有段顺口溜：“白马犯青牛，羊鼠一旦休，蛇虎如刀错，龙兔泪交流，金鸡怕玉犬，猪猴不到头。”在中国岳西等地还有《反婚歌》：“从来白马怕金牛，羊鼠相逢一旦休，蛇见猛虎如刀割，金鸡见犬泪相流，灵猴与猪不同圈，蛟龙玉兔不到头。”虽然形式语言各有不同，但内容上却是出奇地一致。

冲害之说应用得最多的还是婚娶嫁俗和葬礼丧俗。古人婚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生肖冲害之说是封建时代包办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组成部分——男女双方若有冲克，则必定不会有此后的婚嫁了。许多有情人只因所谓的“属相不合”而未成眷属，酿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婚姻悲剧。

此外，办丧事大殓时也要忌属相。“大殓”的时候禁忌很多，有一项禁忌就是某种属相的人必须回避，这些都由阴阳先生算出写在“殃书”上。从前，如果死者不是善终，阴阳先生可以拒绝不开“殃书”，死者没有“殃书”，就不能入殓安葬。

从科学的角度看，以上生肖相生相克之说哪有什么真实与科学之言？只不过是一些毫无科学根据的虚言妄语罢了！

“羊入虎口”的忌讳

一次，名旦孙怡云奉旨在皇宫中为慈禧太后演出《玉堂春》，戏中有一句台词是“羊入虎口有去无还”，谁知慈禧听后勃然大怒，喝令停演，命人立即将孙怡云驱逐出宫，惊得四座心惊胆颤。孙怡云受了罚，却还不知犯了什么罪，后来得知是因为他那句“羊入虎口”的唱词犯了忌——慈禧生于乙未年，属羊。慈禧太后是一个顽固派，对这种关系到自己命运的“大事”尤为敏感，对于这种“恶咒”自然不会容忍。这个段子就牵扯到生肖属相之间的相生相克。

生肖傩舞

生肖傩舞作为一种原始图腾崇拜的遗风，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并且至今仍然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生肖傩舞作为生肖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着先民们对于生肖崇信的悠久历史。

傩舞是一种源于原始图腾的舞蹈。傩舞中充当领舞角色的方相氏，所戴面具上有四只金光闪闪的眼睛，威武可怖。这种面具曾在安阳殷墟古墓中出土，是商代傩舞的实物材料。青海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舞蹈彩陶盆，描绘了图腾舞蹈的情景。

居住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人保留了丰富而又极具历史渊源的天文学知识，这些知识与彝族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乃至星占相交缠在一起，并且日益渗入到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当地彝族的十二肖兽与汉族的基本相同，但从彝族流传至今的民俗来看，这些与生肖有关的习俗与图腾崇拜的关系远比汉族要密切得多。当地以十二兽纪日，今日是鼠日，明天即牛日；虎日赶虎街（集市），猪日赶猪街。有些地方还建十二兽神庙，每年举行祭祀活动，在肃穆庄严的气氛中跳十二兽神舞蹈。这种十二兽神的舞蹈，即为颇具影响力的生肖傩舞。

关于驱傩风俗中的十二生肖，敦煌出土的唐代文物《进夜胡词》写得非常明白：“更有十二属，亦为解凶吉。”十二属即是十二生肖。加上北宋杨彦龄在《杨公笔录》中的记载：“唐敬宗善击毽，夜艾，自捕狐狸为乐，谓之‘打夜狐’。”由此可知，唐代敦煌民间的“进夜胡”，是一种驱傩的风俗，充满了宗教般的狂热气氛。四方之鬼，“擒之不遗一”，十二属代表着方位上的、时间上的意义，也在驱傩中派上了逢凶化吉的用场。

“更有十二属，亦为解凶吉”，同《汉书》所记驱傩活动中的“十二兽有衣毛角”、“十二神追凶恶”，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两者的共同来源，则是原始图腾崇拜。

驱傩舞蹈为什么偏偏会选中十二兽？这很可能与十二生肖之间有着某种渊源关系。换个角度来分析，大傩仪式上选中的十二兽（或十二神）很可能是为照应一年十二个月份以及十二个方位，以求月月平安、驱除四方疫鬼的。而对十二个方位的照应当然牵涉到十二支，这就自然会和十二生肖挂钩。由此可以看出，十二神兽与十二生肖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共同的来源都是原始的动物崇拜。

分布在四川、甘肃两省交界处平武县、南坪县、文县一带的白马人（也叫白马藏人），依然保留着跳十二相舞的风俗，十二相舞面具上的图案也大都取于十二生肖。十二相舞因部族不同，面具略有差别，但具有更多的共性，各种动物基本上与十二生肖相同，有时加上大雁、孔雀、狮、象，代替鼠、兔等，这与受到佛教影响有关。跳十二相舞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禳灾纳吉。白马人的驱鬼傩舞——十二相舞为图腾舞蹈的遗风。十二相舞，其实就是戴着十二种生肖动物面具的舞蹈，这也正说明了生肖与图腾的关系。

生肖傩舞——中黄高台

中黄高台是流行于山西省襄汾县一带的民间文艺活动形式之一，由于襄汾县境内中黄村的“高台”别具特色，所以这种表演形式就被称为“中黄高台”。其实，这种表演形式早在明代就已经形成。每逢祭神之日，艺人们分别扮演的各种神灵在吹吹打打气氛热烈的音乐伴奏下，从神庙里走出来，然后到处游走、招引，吸引街头巷尾的男女老少跟随围观。由于人多，挤来挤去看不痛快，于是有人想出办法．把各种“神”的扮演者的位置抬高，请到木板上，然后将木板抬起来。这样，观众便可以清清楚楚地观看那些“神”的表演，后来，逐渐把这种表演的内容通俗化、生活化，这就是高台的来由。高台多为十二个，不仅表现十二种属相，而且还结合属相分别分出十二场戏，如五鼠闹东京、牛郎织女、武松打虎等等。“中黄高台”实质上是富于北方民间特色以及经过历史发展演变的生肖傩舞的一种形式。

生肖谶纬之说

现在大多数人对“谶纬”一词比较陌生，然而它却活跃于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大部分时期，而又由于生肖文化的包容性和影响力，人们往往又把生肖和“谶纬”结合在一起，长久使用。

有史料记载，谶纬术兴于秦，盛于西汉、东汉，距今有2200多年。所谓“谶纬”，其实是“谶”与“纬”的合称。“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上天的启示，向人们昭示未来的吉凶祸福、治乱兴衰，有谶言、图谶等形式。“纬”即纬书，它以儒家经义附会人事吉凶、预言治乱兴废，是汉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经”的各种著作。东汉时流传的“七纬”有《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皆以迷信方术、预言附会儒家经典。先秦时期的《左传》中就有一些谶语的记载；纬通常认为出现在西汉。后来谶、纬逐渐合流，纬以配经，故称“经纬”；谶以附经，称为“经谶”；谶纬往往有图，故又叫“图谶”、“图录”、“图纬”；因其有符验，又叫“符谶”；因其是神灵的书，又叫“灵篇”。

谶纬学说主要以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阴阳五行学说及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为理论依据，往往以“预言”的形态流布传播，制造者总要耍一些隐喻暗示的小把戏，既可渲染神秘玄虚的气氛，又模棱两可，以便于附会。而十二生肖中的每一种生肖既可释为时间、方位，又可释为寓意、指人，解说起来任随“灵活”，可谓“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因此，生肖就会常被谶纬利用。封建统治者也都认识到了其中的危险，因此，几乎历朝历代都会对它下令禁止。虽然因此谶纬之书大量散失，剩下的只是零篇断简，但在后世却仍断续流行，其中，对此比较有系统的记载、集谶纬术之大成者，首推唐朝预言自唐朝之后朝代更迭的《推背图》以及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预言历代王朝国运兴衰的《烧饼歌》。

《推背图》

据清人徐珂《清稗类钞》第十册记载：“唐司天监袁天罡、李淳风撰《推背图》，凡六十象，以卦分系之。其论本朝者为第三十三象，为丙申三三巽下兑上，大过。谶曰：‘黄河水清，气顺则治。主客不分，地支无子。’颂曰：‘天长白瀑来，胡人气不衰。藩篱多撤去，稚子半可哀。’此言世祖入关之征，中有‘顺治’二字也。”

《推背图》图谶书谶齐备，其末画有两人推背而行图，并附“不如推背去归休”之句，因此而得名。从谶语“气顺则治”中择出“顺治”二字，是附会者得意之笔。《推背图》中一些谶语被附会为了生肖，如“喔喔晨鸡孰是雄”句，解为唐时武则天称帝改元垂拱，时值乙酉鸡年。但是，此前武则天的第一个年号光宪，附会者却绕道而行、避而不谈。

《烧饼歌》

与《推背图》齐名的是《烧饼歌》，托名明朝开国军师刘伯温所撰。据传，“明太祖在便殿，一日食烧饼，方啖一口，内监忽报刘基进见，太祖以碗覆之，始召基入。问之曰：‘碗中何物？’基曰：‘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此食物也。’开视，果然。太祖乃问以天下后世之事，基历历言之。”《烧饼歌》篇名就来源于这个杜撰的故事，其大部分内容都被人以清史来附会相合。谶语之中涉及了一些生肖动物，诸如“金羊水猴饥荒岁，犬吠猪鸣泪两行”、“火烧鼠牛犹自可，虎人泥窝无处藏”、“黄龙早丧赤城中，猪羊鸡犬九家空”等。其中，“黄牛山下有一洞”句，《清稗类钞》曰：“此言黄为金色，金属辛，牛在于支则为丑，一为刘坤一，洞为张之洞也。”后人多以清王朝史事附会《烧饼歌》，甚至分毫不差，不漏过一字一词一义，这反倒使其像是“过来人”的往事回首，而非“当事人”的谶语推断预言。

总之，谶纬预言将阴阳五行、生肖相属等多种内容杂糅在一起，为的是营造一种诡秘的气氛，给人以天注定及料事如神之感。其实，谶纬之言只不过是附会之言，有意为之，不足为信。

“王莽改制”对生肖谶纬的运用

东汉末年，王莽为了篡夺皇位，多次利用所谓丹书著石、金匮策书等图谶，发布诸如“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摄皇帝当为真”之类的传言，为自己当皇帝制造根据。刘秀在反莽复汉时，为证明自己是西汉统治者的合法继承人，也编造了“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道取刀的谐音，卯、金、刀合起来即为繁体的“刘”字）等谶语。由此就可以看出，谶纬之语只是统治者或是江湖术士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或是骗取钱财而有意臆想出来的手段而已，并没有真实的科学依据。

生肖命理

从古至今，总有一些人将生肖与人生命运联系起来，以此故弄玄虚。生肖只是一种民俗文化的形式，人的命运并不能由生肖来决定。

五行中，十二生肖会被冠以五种不同的名目：讲牛，可分为金牛、木牛、水牛、火牛、土牛；花甲六十年，每种生肖都被描述为五种不同的名堂，如言虎，戊寅年“上山之虎”、丙寅年“山林之虎”、庚寅年“出山之虎”、壬寅年“过林之虎”、甲寅年“立定之虎”；一年十二月，每种生肖被附以十二种不同的说法；一天十二个时辰，每种生肖又被缀以十二种不同的讲究……

那么多的名堂，其各自所代表的命运也就千差万别了。于是，很多人会疑惑：虎王威风，骄龙至欠，泼猴精灵……到底是属虎好呢，还是属龙好；金鼠前途无量，木鼠独立自尊，火鼠精明能干，土鼠知足常乐，那到底是金鼠好呢，还是木鼠好……如此，以生肖来算命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唐朝时李虚中留下《命书》一部，以年、月、日干支推算人的命理。五代宋初的徐子平把推算年、月、日干支增为推算年、月、日、时干支，是谓“四柱”。既然都与干支有关，生肖属相就难免要被扯人其中。敦煌藏经洞中有一篇《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保留了研究古代生肖算命术的珍贵材料：“子生鼠，相人命属北方黑帝。子日：料桑三石五十一代。宜著黑衣，有病宜服黑药。大厄子午之年，小厄五月、十一月，不得吊死、问病，不宜共午生人同财出入。丑生牛，相人命属北方黄帝。子日：料粟三石七十一代。宜著黄衣，有病宜服黄药。大厄丑未之年，小厄六月、十二月，不得吊死、问病。一生不宜共丑未年生人同财交通……”条文中不仅地支生肖相对，还引用了五行学说中的五帝、五方、五色等概念，连穿衣、用药也要遵循“命属”。这篇《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中十二生肖各有条文，算命先生只要熟记于心，便可应付前来算命的人了。

事实上，以生肖来算命的迷惑性就在于依靠多如牛毛的各种名堂来故弄玄虚。不管怎么算、怎么解，都在于那模棱两可的解语。对于似是而非的解语，深谙算命术的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徐珂的《清稗类钞》中就有这样的案例：“淳安郑明暹占六壬，然时时失之，去其乡人方石卿远甚，而所为水仙术，则颇奇。水仙者，人来稽疑，条举件系，自书黄纸为笺，复自缄讫，明暹乃为押缄上，并书符，火之。洁明水一盂，幕以布，端坐，口中喃喃然。顷之，水上有字隐起，叩无不答者，多作韵语。明暹诵之，授其人，或旁人代录之。然水上字独明暹见之，余人不省也。过后多验。雍正癸卯，方药房锐意试三场，卜之水仙，水仙书十三字予之，云：‘兔且走，龙亦飞，七九之间数不违。’药房得之大喜，谓岁且卯兔也。时世宗初改元，故曰飞龙。辰亦龙祥也，而药房以丙辰生，脱兔不距，飞龙在天，千里当不留行矣。然亡何而猝病，竟不起，以八月十六日奄逝。有解之者日：‘走且飞，言不久居此也。介七九之间，为八，以卒之月告也。益七九而计之，其数十六，则并以日告也，故日数不违。’”同一卜辞，却有了截然不同的解释：“飞且走，言不久居此也。”这正是算命先生们的高明处，几句模棱两可的话，说东可通，说西也行，随人去想。

属相论命，生肖算命，都只不过是人为的妄言、诳语，用来蒙蔽虔信生肖命运的愚人、愚弄蒙昧无知的世人罢了。这些都是生肖文化中名副其实的糟粕，是我们应当舍弃的。

《金瓶梅》中的生肖命理

明代小说《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西门庆大哭李瓶儿”，写西门庆之妾李瓶儿病亡，算命先生的一套把戏：“徐先生一面打开阴阳秘书观看，说道：‘今乃丙子日，己丑时死者，上应宝瓶宫，下临齐地。前生曾在滨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怀胎母羊，今世为女人属羊。虽招贵夫，常有疾病’……”按照这位算命先生的说法，属相不仅决定人今生今世的命运，还连着前生和来世，可谓荒谬至极。张竹坡在“打死怀胎母羊，今世为女人属羊”句后批道：“可笑之极，然则十二肖中皆必前世打死一个也，写尽愚人。”

生肖与旱涝丰歉说

先民们认为生肖和天气的旱涝以及农业的丰歉之间是有关系的，甚至生肖在其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因此，在生肖文化当中有必要对于这一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现象进行探讨。

古人发现，十二生肖能反映所属生肖年景的好坏。如谚云：“牛马年好耕田”、“肥猪年吃饱饭”，也就是说牛、马、猪年多为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鸡狗年去讨饭”、“恶虎年灾连连”，指鸡、狗、虎年多为气候反常的歉收年。古代以生肖来解释年景的现象却非常普遍。

牛马年好种田

农谚：“牛马年好种田”。为什么说“好种田”？大约不只是因为有耕犁的牛、拉车的马做生肖，从而生发出农事顺利的联想。这是一条气象谚语，是古人对于气象的经验总结，大体上可以说，旱、涝年份是交替出现的，旱涝之间当然也会有风调雨顾的好年景。牛年与马年间隔四个年份，如果牛年无旱无涝的话，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到马年时可能又会是个无灾害的丰收年。现代气象学研究发现，每5-8年就有可能发生1-2次大的自然灾害，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这与十二生肖论的认识不谋而合。当然，这种说法太过于绝对，查考中国几千年的史实，牛年马年歉收的例子也并不鲜见。天行有常，自然界阴晴雨雪不是一两句农谚所能概括的。

古代柯尔克孜族在《柯尔克孜族风俗习惯》一书中对于不同生肖年份的雨水、丰歉情况也有比较全面的介绍：“鱼是水生物，故鱼年多雨水，谷物牧草都会长得好，是丰收年；虎年往往寒冷，大河的水也有一半要结冰的；鼠年则常常是干旱之年……”至今，柯尔克孜人也往往会根据不同年份的特征来安排生活和生产，以确保有备无患。

几龙治水

旧时的黄历上大都印有十二生肖图，还印有“几牛耕田”、“几龙治水”、“几人分丙”、“几日得辛”之类。每年的第一个丑日在正月初几，就是几牛耕田；第一个辰日在正月初几，就是几龙治水；“分丙”、“得辛”也一样，日干无属相，直称丙、辛。

那么，几条龙治水才是好年景呢？旧时传说，治水之龙越多，雨量越小，龙数越少，雨量越大。宋代《鸡肋编》说：“历日中治水龙数，乃自元日之后，逢辰为支，即是。得寅、卯在六日，为丰年之兆。”按其所言，寅、卯在六日为丰年之兆，那么，逢辰之日则在八日或七日，这就等于说“八龙治水”或“七龙治水”是降雨量适中的年份。

另有一种说法，治水之龙超过十一条的年头就会有洪涝。清代学者俞樾在《乐府体四章记江浙大水·水灾叹》中言：“天公愤愦那有此，竟遗十一龙治水。雨师又不避甲子，遂令乘船可入市。君不见东南七千里，田庐尽化为污渠。又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怒欲灌淮与徐。呜呼噫嘻，民其鱼！”俞樾描绘出洪水泛滥、大地汪洋的水灾景象，又将其归咎于“正月十一日遇辰，为十一龙治水，主水灾”。

其实，新年伊始，第一个辰日排在第几天怎么能决定一年的旱涝呢？

统计学里的生肖与年景的关系

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气象专家潘铁夫所著的《吉林省农业气候长期预测研究》一书中有“地支（属相）与气候”一节。作者通过对长春地区74年间温度、降水量的统计分析后认为：“总的说来，不同地支（属相）年份，以未（羊）年、寅 （虎）年和卯（兔）年为好；辰（龙）年和申（猴）年雨水少，对中东部有利，对西部不利；丑（牛）年和午（马）年雨水多，对西部有利，中东部容易出现涝灾；戌（狗）年和巳 （蛇）年气候条件中等；酉（鸡）年、亥（猪）年和子（鼠）年气候条件差。”

这是应用统计学方法，对农业气象灾害出现的概率进行分析，提出了生肖年份与气候的关系问题。当然，其中的说法同“牛马年好种田”的农谚有同有异，这也不足为怪。中国地域这么大，往往一年间有丰有歉，有些地区旱，有些地方涝，并不是一两句气象谚语所能概括的，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其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的发展。

生肖日的吉与凶

在先民们看来，十二生肖中的每一种动物都是与所谓的“吉”与“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不仅以十二为轮回，用生肖属相来纪年，甚至对于每天都有属相日的划分，这也就顺其自然地为日常生活附上了“吉”与“凶”的不同色彩。

早在殷商时代，以龟甲兽骨占卜择日的迷信就已盛行。当时，上自国家大事，下至个人生活小事，如祭祀、天时、年成、征伐、田猎、疾病、生子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决定行止或推想祸福。因此，商代甲骨卜辞得以保留大量的珍贵史料，同时也表明古人对于以干支和生肖的结合来纪日已运用得相当娴熟。

云梦秦简《日书》中说：“毋以午出入臣妾马。”又说，“毋以申出入臣妾马牛货材。”这两条史料反映出当时人们认为在午日或申日成交马和奴隶是不吉利的，这或许是由于“午”属“马”的缘故。到后来，随着祭祀与巫术的盛行，那些专门从事祭祀与巫术的人甚至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成“吉”、“凶”等类型，甚至“精确”到了时辰，有了“吉日良辰”、“凶日煞时”的种种“宜忌”。这些都逐渐渗入到了人民的生活当中，经过长时期的发展，逐渐成为了民间习俗的一部分。

以集市交易为例。云南一些汉彝杂居地区，采用十二生肖纪日，集市名称就以相属称谓，哪天是集日，就用那天的属相作为集名。照理说，十二种生肖名用于集市地名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十二属相之中有的使用率较高，如马、羊、鸡等，人们认为这些动物是吉祥的预兆；有的则很少被采用，如鼠、兔、蛇等，这些动物则是不吉祥的象征。

云南傈僳族以十二种肖兽纪日，婚姻习俗也可见其影响。据《碧江县五区卡石、色得洼底村傈僳族社会经济调查》一文中说：“订婚先由男方请媒到女方去议定财礼。女方也同样请人到男方去传达自己所要的财礼数目……财礼议定后，由男方选择日期通知女方（订婚日期一定要选在属鼠、虎、蛇、猴、鸡和猪日），随后将议定的财礼送到女方去。”举办婚礼的日期也要注意选择属相，如《碧江县五区色德乡德一登村傈僳族社会经济调查》中所记：“结婚日期只能选在鼠、猴、蛇三日，这三天能多生子女。”大概是这三种生肖动物的繁殖能力都很强，故而借这三种属相的日期来表达人们的一种祈望吧。

傈僳族的丧葬礼俗，选择安葬日期也要考虑属相，“一般是属鼠、兔、蛇、猴、鸡和猪日才能埋葬”。

一些地方民间流传着避寅习俗。清代文人舒位作《黔苗竹枝词·红苗》诗道：“织就班丝不赠人，调来铜鼓赛山神，两情脉脉浑无语，今夜空房是避寅。”后有自注：“红苗惟铜仁府有之，衣服悉用班丝，女红以此为务。击铜鼓以鼓舞，名曰调鼓。每岁五月寅日，夫妇别寝，不敢相语，以为犯有虎伤。”寅为虎，“避寅”似乎认为老虎是监视者：谁若敢违背避寅习俗，五月寅日夫妻同房而眠，老虎就会伤害他们。亲族往来也要躲开这一天，清代文人贝青乔《苗妓诗》中有相关记载：“五月寅日，瑾户伏处，夫妇异寝，亲族不相往来，有犯者，谓必遭虎厄。”

实质上，古代人民之所以为每一种生肖赋予或凶或吉、或褒或贬的不同含义，源于人们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的不同，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寄托。长久以来，这种生肖吉凶的文化一直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我们应该在主动批判其迷信成分的同时，看到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这样才会有利于生肖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哈尼族鸡日猴日捉蝗虫的习俗

鸡日或猴日举行的捉蚂蚱节是哈尼族民间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后第一个鸡日或猴日正值稻田需要灭虫之际，哈尼族的男女老少就会一齐到田间捉蝗虫。捉到的蝗虫，用竹片夹住，插在田边，表示惩一儆百的意思。随后，还要把那些蚂蚱收回食用。离开稻田时，要高呼：“蚂蚱，三天内不捉你了，三个月内你不要来吃稻谷。”这种捉蚂蚱节习俗的日期之所以选择鸡日或猴日，大概是缘于十二生肖中鸡食虫、猴灵活善抓虫的特点，是节日与农事的结合。

道教中的生肖文化

古人为了某种需要，将生肖文化附着于道教文化当中，两者之间相互吸收与影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道教的内容，同时也大大增加了生肖文化中的神秘色彩与文化内涵。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恰恰如此，生肖文化也才能与道教融合得天衣无缝。在道教中到处都可窥见生肖文化的踪迹。

十二生肖铜羊

在成都青羊宫三清殿内有两只铜羊，其中独角的一只即为著名的十二生肖铜羊。传说这只铜羊本为南宋宰相贾似道家中所有，后几经周转移于青羊宫内。铜羊底座有铭文：“京师市上得铜羊，移往成都古道场。出关尹喜似相识，寻到华阳乐未央。”因为这只铜羊从十二中生肖动物身上各采一部分，分别为鼠耳、牛鼻、虎爪、兔背、龙角、蛇尾、马嘴、羊胡、猴颈、鸡眼、狗腹和猪臀，所以被称为“十二生肖铜羊”。据说，假如身上某一部分疼痛，只须在铜羊身上的某一部分摸一摸便会好，当然，这只是后人的穿凿附会而已。不过，自古只有骆驼占全十二生肖、大象全身十二生肖肉的说法，而青羊宫里的铜羊也集十二生肖于一身，体现了生肖文化对道教文化的影响以及道教文化包容性的特点。

二十八宿神

保存于山西晋城玉皇庙里的元代彩塑二十八宿神，堪称古代道教造像的珍品。这二十八宿神的造像有手臂间伏鼠的虚日鼠，有饲豕的室火猪，有放兔的房日兔，有驯猴的觜火猴，有斗鸡的昴日鸡，有伏虎的尾火虎，有牵牛的牛金牛……其中，各个宿神又都神态各异：危月燕单手托月轮飞燕，神态儒雅，若有所思；而翼火蛇剽悍勇猛，手攥长蛇，袒胸露怀，怒目圆睁……

道教显然是套用十二生肖的形式，由此再加以发展完善，便成了二十八宿神。明初叶子奇的《草木子》一书中也有这种说法：“又以十二肖同类之属分阴阳，配为二十八星，禽如虎，则配豹是也。每辰二禽，四正之辰三禽。”

六十甲子太岁

“六十”为十二地支与十地支和十二生肖相结合而衍生出来的数字，因此道教中又有六十甲子太岁之说。六十甲子配以星宿，则为六十星宿神。六十甲子的神像里，表现出生肖动物图形者有十五种，恰好四分之一。其中，动用最多的形式为头饰，例如：丁卯头顶白兔头饰；辛未头顶白羊头饰；癸未头顶黑羊头饰；丁亥头顶猪头饰；己丑头顶黑牛头饰；乙未头顶白羊头饰；丁酉头顶红冠鸡头饰；己亥头顶黑色大耳猪头饰；月午头顶白马头饰；壬寅头顶老虎头饰，且膝下一小虎。此外，戊辰双手握龙，壬辰双手托碧水金龙，以及癸巳手中捏蛇，为一种形式；戊午胸前马头，为一种形式。

此外，道教的香炉、八卦、神殿等当中都有取材于十二生肖的痕迹，只是在此生肖文化已被打上了很浓的道教色彩。为此，我们应该分清楚哪些是道教中的生肖文化，而哪些又是民俗中的生肖文化，不应把两者混为一谈。

道教“六丁之丁、六甲之甲”说

我们知道，十二地支配属相，有了十二生肖；十二地支配十天干，形成以六十为单元的干支序数系统，派生出六十甲子神。除此之外，古人还构思出另一种组合即道教的六丁六甲神。六丁为丁卯、丁丑、丁亥、丁酉、丁未、丁巳六神将；六甲为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六神将。六丁六甲神将是道教的护法神灵，甲乙丙丁，十干之中，甲居奇数位，属阳；丁居偶数位，属阴。六十甲子中，与甲配合的地支，均为居奇数位而属阳的地支；丁所配合的地支，均为居偶数位而属阴的地支。因此，六丁神被说成是女性神，南宋陆游《老学·笔记》中也说：“抚州紫府观真武殿像，设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为女子像。”这些显然是对于生肖文化的超越与延伸。

佛教中的生肖文化

佛教与十二生肖本为相互独立的两个文化系统，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两种文化却相互影响、融合，佛教文化中有生肖文化的影子，生肖中也有佛教文化的痕迹。

众所周知，佛教最早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然而译介者在佛经翻译过程当中为了迎合佛经的汉化，特地在佛经当中加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生肖文化亦在其中。

十二天宫守卫

佛教中传说，如来佛祖委托“大势至”菩萨选十二种动物为天宫守卫。“大势至”菩萨传达了佛旨后，各种动物纷纷赶来。首先到达的动物是猫，后面依次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和狗。大势至菩萨把先到者选为守卫，并请他们静候如来佛祖驾临。猫等得不耐烦了，就溜出去玩耍去了。直到如来佛祖到来之时猫还没有回来，这时正好猪赶来，就排在了最后一位，猫则落选了。

这则故事从侧面反映出佛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势以及生肖文化在佛教当中的重要性。

十二护法神将

佛教经典《大集经》中有这样的记载：“阎浮提外，四方海中，有十二兽，并是菩萨化导。人道初生，当菩萨住窟，即属此兽护持、得益……”结合印度早期的神话《阿婆缚纱》分析，十二生肖即为十二个神将的驾兽，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佛教的护法神将。

据佛经《药师本愿经》中记载，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本尊称作药师佛，他在成佛时曾发下十二个誓愿，救众生之病源，治无名之痼疾。因此，佛弟子当中，流传着弥陀有四十八大愿、药师有十二大愿的美谈。所谓的十二大愿，则是依佛教的基本思想，即“苦、集、灭、道”为中心而展开的。与十二大愿相对应的则是药师佛手下的十二位护法神将，他们又按昼夜十二辰划分护守，与十二生肖一一对应。

据佛教文献说，十二神将又称十二神明王，即药师之十二神，他们的顺序恰好与汉地的十二生肖排列是一致的：

毗羯罗大将：本尊为释迦如来，是子时之守护神。通身青色，现忿怒形，头戴鼠冠，右手下垂持三钴，左手作拉右袖之形态。

招杜罗大将：本尊为金刚手菩萨，是丑时之守护神。通身赤色，现忿怒形，头戴牛冠，右手把横剑，左手开掌执剑尖。

真达罗大将：本尊此大将的本地为普贤菩萨，是寅时之守护神。现笑怒容貌，头戴虎冠，右手捧宝珠，左手把宝棒。

摩虎罗大将：本尊为药师如来，是卯时之守护神。通身青色，稍作忿怒相，头发赤色上耸，头戴兔冠，右手做拳当腰，左手持斧。

波夷罗大将：本尊为文殊菩萨，是辰时之守护神。身呈白肉色，容貌忿怒，头戴龙冠，右手屈臂，作拳携矢，左手持弓。

因达罗大将：本尊为地藏菩萨，是巳时之守护神。通身赤色，头戴蛇冠，右手屈肘开掌，置于胸边，左手执三股戟。

珊底罗大将：本尊为虚空藏菩萨，是午时之守护神。通身赤色，现忿怒形，头戴马冠，右手把三股戟，左手持螺具。

頞俩罗大将：本尊为摩利支天，是未时之守护神。通身白色，现忿怒形，头发上耸，头戴羊冠，右手执箭羽，左手持矢根，将此箭弯成弓形。

安底罗大将：本尊为观世音菩萨，是申时之守护神。通身赤色，现大忿怒形，头戴猴冠，右手屈肘于右胸前开掌向前，屈左手，开掌，掌上放宝珠。

迷企罗大将：本尊为阿弥陀如来，是酉时之守护神。通身赤色，现忿怒形，头戴鸡冠，右手持独钴，左手作拳押下腹部。

伐折罗大将：本尊为势至菩萨，是戌时之守护神。通身青色，现忿怒形，头发茂盛耸上，头戴狗冠，右手持剑，左手作拳当腰。

宫毗罗大将：本尊为弥勒菩萨，是亥时之守护神。通身赤色，现忿怒形，头戴猪冠，右手执大刀横于头上，左手开掌当腰。

以上这十二位生肖护法神将组成了严密的护法方位体系，在佛经中有为众生消灾去难、镇邪扶正的寓意。

沙门度狗

“沙门度狗”就是佛经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昔有一国，谷米涌贵，人民饥饿。沙门分卫欲出城门，逢猎屠儿抱一狗子持归，欲杀。沙门求救，不听：沙门举饭饲狗，以乎摩杖，咒愿狗子得食。善心生焉，人将还家。屠杀食之，即生大长者家，复值沙门出家成道。”由此可见，佛教大多是将十二生肖的动物属性的一面和佛经中的慈悲、仁爱和大度联系起来，宣扬人和动物之间的平等性。

几千年来，在中国的历法上，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猪十二只年兽依次轮流当值，子鼠值岁，丑牛接班，寅虎继任，卯兔候补……斗转星移，幕布一年一启一落，生肖动物也一个接一个，“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形成中华民族代代继传、家喻户晓的传统文化。从古到今，凡中华民族子孙，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一个生肖伴随一生，终生不变。生肖已成为每个人的出生符号、生命符号之一，是每个人的吉祥物，人们赋予十二个生肖不同的象征意义，共同表达美好的祝愿和心灵的祈求。由于十二生肖具有便于数年纪岁的优点和吉祥祝福的寄托，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得以代代相传，相沿成习，虽经历朝各代和各种社会制度，至今仍盛行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