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览会通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马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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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史研究等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学术贡献。
【摘要】中国博览会通史要真正体现“通”的特点，首先必须仔细梳理海内外学术界有关博览会史研究的各种取径与方法，同时依据中国语境与中国史事做出自己的判断，探索真正适合中国博览会史实情的研究路径。其次，需从“内史”与“外史”两方面来综合观照。博览会之“内史”，即中国近现代博览会自身演变、发展的历程及特点；博览会之“外史”，即博览会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关系。博览会的史实与故事应建构于内、外两条线索的交织与互动之中。再次，若要读出博览会史表象背后的意蕴及事件底下的历史潜流，就必须循着一定的历史中心线索或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进行深度发掘，形成相应的问题意识，包括全球化、本土化、现代化三条主要发展线索，以及相应的“世界”意识、“民族国家”意识和“发展”意识。
【关键词】博览会；通史；取径；内史；外史；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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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径：借镜与参考
二、架构：内史与外史
三、探讨：问题意识与中心线索
20世纪90年代初，在从事近代商会研究的同时，我们(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部分学者)开始切入与近代商会密切相关的博览会史研究。最近六、七年，我们又集中时间和精力，撰写了一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最终成果的《中国近现代博览会通史》。这里，我想主要从可能的取径、该书的架构以及如何将博览会史研究引向深入，真正做到使通史能够体现“通”的特点等方面，略作论述。
一、取径：借镜与参考
历史上的博览会犹如一个万花筒，既是经贸之会，又是庆典之会、展示之会、建筑之会、物质之会、技术之会、人文之会、艺术之会，甚至娱乐之会。那么，在这五色迷离、千头万绪的历史迷宫之中，博览会通史研究究竟应从何措手呢？台湾学者吕绍理通过梳理欧美学者对博览会史的研究，曾经归纳出五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取径。
第一种取径是从制度、社会与经济的角度探讨博览会演进的历史，通过史实重建以分析其所蕴涵的历史意义。他以保罗·格林霍尔(Paul Greenhalgh)所著之《白驹过隙》(Ephemeral Vistas)为例，说明著者从1851年水晶宫博览会开幕式所宣示的四种目标：增进商贸以促进自由贸易、追求和平、展示国力与展示工业技术，作为考察往后百年间各国博览会性质的基本框架。同时，又从组织和营运特性角度出发，归纳出个别单位或企业独资或合资、政府独资、彩票收入及场券收入等四种经营博览会的模式，其经济效益有很大的差异。博览会上的国力展示目标又与文化建构和国家(帝国)认同密切相关，而其所凭借的，乃是殖民地与人种展示的手段。博览会也凸显了欧洲各国性别、阶级权力的变迁。
第二种取径是从“行动者”(anctor)的角度检视博览会，将博览会活动的参与者分为策展者、被展者与观众。如罗伯特·瑞德(Robert W. Rydell)主张博览会是19世纪中产阶级所建立的一套价值观与文化霸权的展现，欲借由博览会传递并动员群众接受，进而参与现代国家的建构工程；观众角度的研究则强调尽管博览会的策展者有其价值灌输的文化霸权意图，但观众却未必驯服于此种价值观，他们往往有着自己的不同理解；而由被展者角度看，他们往往并非完全被动地“被展”，有时反而化被动为主动，如雷斯特·摩西(Lester G. Moses)研究美国印第安人在博览会中的角色时所揭示的，印第安人借由被展示的机会，企图改变整体社会对其负面形象的认知。行动者的研究取径提醒我们在捕捉博览会的性质时，必须同时注意策展人、被展者与观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及意义建构。
Robert W. Rydell, John E. Findling, and Kimberly D. Pelle, Fair America：World’s Fairs in the United States
第三种取径将博览会视作意涵极为丰富的象征符号场域，透过博览会的表达与再现，捕捉社会秩序与文化价值的基本原则与形貌，探测社会对于新秩序与新价值的想象。例如人类学者伯顿·班纳迪克(Burton Benedic)以欧洲传统市集通常都在某些宗教节庆开市，用以说明博览会具有与宗教相衔接的传统，博览会会场乃人为建构的宇宙世界，与宗教分享了相似的意义符号系统。此外，沃伦·苏士曼(Warren Susman)和卡罗·邓肯(Carol Duncan)都以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有关“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中的“识阙性”(liminaliti)概念探讨了博览会中“展示”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涵。苏士曼则进一步指出博览会有如“通过仪式”，引领美国人跨越现代性的门槛，进入讴歌消费主义的美丽新世界。
第四种取径深受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将博览会的展示活动视为近代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的施展，受规训约制者处在可见的位置，而拥有权力者则隐身幕后，窥伺着那些展示的人与物。福柯挖掘出的博览展示所隐含的复杂权力关系，进一步刺激了博览会所具有的殖民知识建构与帝国—殖民控制与文化霸权等多方面的讨论。如帕特里夏·墨顿(Patricia A. Morton)指出，1931年巴黎殖民地博览会会场建筑，乃是帝国—殖民秩序在视觉上的展演，此一秩序乃文明—野蛮、进步—落后之文化论述实体化的表征。博览会所勾勒的帝国秩序蓝图不仅在会场中表露，而且具有更为复杂的帝国与殖民的互动关系。
第五种取径则将博览会视为“现代性”(modernity)的庞大表征。现代性所具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所有的面相，无一不可以在博览会中找到蛛丝马迹。万国博览会尽管具有追求“世界和平”的目标，但从各主办国到会场内各国专属馆，其表面的目的在塑造国家形象，而其内里则是主权彰显与争取认同。博览会场中更是工业文明展示其强大生产力的橱窗，因此将它视为展示现代性的橱窗，或不为过。这在加拿大学者凯斯·沃尔登(Keith Walden)有关多伦多博览会与城市发展关系的著作中有着十分清晰的论述。
吕绍理在总结以上五种取径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他自己所倾向的取径：一是博览会的“空间特性”。博览会是在既有空间中“嵌入”一种活动“场域”的手法，这种嵌入的过程，“既是在既有的实体空间中创造可以观览的空间，也是在时间的流变中，切割出一段时程，让人得以进入此一场域里观看”。二是博览会所指涉的“社会—文化对象”特性。“社会—文化对象”既涉及博览会场中策展者、参展者与观众三种不同行动者对于会场空间特性的建构与认识的互动关系，也涉及博览会欲建构表达的文化象征和社会秩序与既存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除延续前人所强调的“权力—秩序”取径外，他更加侧重强调空间与游戏、娱乐及消费之间的关联：“博览会不仅只具有理性与知识教化的功能，更染上极为鲜明的大众娱乐与消费的色彩，展示殖民地的人事物正是欧美博览会娱乐消费的重要素材，如何理解理性空间秩序下有如嘉年华狂欢迷乱无秩序的娱乐性质，以及殖民地和这些大众消费娱乐的关系，实为本书所欲强化的面向之一。”
关于欧美学者对博览会史研究的取径，除吕绍理上述介绍外，还可适当加以补充。如加拿大学者凯斯·沃尔登(Keith Walden)有关博览会与城市现代性的互动取径，具体而言，是从秩序、自信、展示、认同、空间、娱乐、狂欢等维度，全面考察工业博览会在型塑多伦多城市文化上所发挥的作用，并由此得出结论：工业博览会的举办有助于改变城市居民的认识，塑造深受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发展、消费主义影响的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到近代多伦多的城市文化意识。又如，英国学者莫瑞斯·若齐(Maurice Roche)曾从“宏大事件与现代性”的视角，考察世博会与奥林匹克运动等作为“宏大事件”，如何推动了现代化历史发展，亦颇具启发性。他认为，世界博览会之所以能够强化人类社会的“现代性”，是因其所具有的“创制性”(production)特征，包括：权势社会精英在“创制”博览会本身时所形成的巨大社会组织网络；“帝国”意识形态通过博览会所展开的建构和“再建构”；消费观念的创造，尤其是与之相关的大众旅游和大众消费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其独一无二的文化外观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分化与社会竞争。总之，博览会协助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国际化或民族化的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并使之成为推动全球范围内国际化、现代化进程的动力之一。对于这类将博览会置于宏大历史社会背景之下来考察的取径，美国博览会史专家詹姆斯·吉尔伯特(James Gilbert)曾归纳为：“世博会之所以吸引历史学家的关注，在于借此可以加深我们对19世纪以来那些席卷世界的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的理解。”其实，除对宏大主题的切入外，欧美学者的博览会史研究取径有的也十分具体和独特，如博览会与技术转移、博览会与文学和建筑学、博览会与音乐、博览会与绘画、博览会与宗教、博览会与中国等。
日本博览会史研究者似更趋向于博览会史的实证性研究，但在扎实的实证研究中亦不乏理论的探究。吉田邦光主要从技术史路径来理解博览会的历史，其观点延续了福泽谕吉将博览会视为“智力交易”的看法，指出博览会展示体系对于推动明治时期“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等主要价值的传递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受福柯的影响，吉见俊哉突破技术史、建筑史和艺术史的思路，着重捕捉聚集于博览会的人们所拥有的“社会性体验”的历史。在他看来，博览会所欲展示的“世界图像”，乃是帝国主义、消费社会与大众娱乐三个要素的结合。近些年来，更有日本学者将“空间理论”引入博览会史研究，通过博览会中的建筑空间、展示空间和政治空间作为空间形成的三个维度，展示博览会所隐含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关系。如吉见俊哉以都市空间为基础，揭示了博览会在空间意识和发展民众权利方面的作用，在更深层次上探讨了博览会的意义。日本博览会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则是京都大学佐野真由子等倡导的“在人类史的整体框架下研究世博史”，将世博会作为一个面向广阔世界和全体人类的重要窗口，从中发现“人”的历史，并更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提出“世博学”这一全新概念，极大地拓展了博览会史研究的视野，为这方面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和更加广阔的研究前景。
以上研究取径不无启示意义，但作为中国博览会通史性著作，在借鉴上述研究取径的同时，还必须依据中国语境与中国史事作出自己的判断，探索真正符合中国博览会史实情的研究路径。
吉见俊哉：《博览会的政治学》
二、架构：内史与外史
为了将通史写通，在结构上，《中国近现代博览会通史》主要循两条路径来架构全书：一是博览会之“内史”，即中国近现代博览会自身演变、发展的历程及特点；一是博览会之“外史”，即博览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关系。借用米契尔(Timothy Mitchell)的话语，博览会“内史”关涉的是作为“虚拟实境”的博览会本体，而博览会“外史”涉及的则是所欲映射的“实体社会”，博览会应是实体社会的“缩影”，实体社会的存在则往往“宛若博览会”。内与外、虚与实，一部完整的博览会史缺一不可。至于博览会的发展线索，实应为“内史”与“外史”两条线索之相互交织，并非只有一条单一的线索。全部博览会的史实与故事应建构于内、外两条线之交叉点上，方能呈现其真实的特质，或者说，使其最终具有学术性“论述”的价值与意义。
在“内史”意义上，每一个大的时段(晚清、民国、新中国)都应包含博览会的全部要素或完整链条：会场、展馆、展品、陈列、观摩、研究、审查、评奖、推广，等等。其中，会场与展馆扮演的是“博览空间”角色，系“聚物之所”、“纳物之器”与“汇众之地”，成为汇聚物流与人流的巨大平台。而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关键角色则是展出品，只有琳琅满目的展品才是博览会的实质之“物”：“赛会之建筑，特别之建筑也，集天下之财力、物品于一场。”展品始终是博览会聚焦的中心，是展会的灵魂，能否收集、展陈大量好的展品，则是衡量一届博览会是否举办成功的关键所在。而在展品陈列背后，则是一套特定的分类体系。科学分类是近代博物学的基础，只有通过系统的归纳与分类，我们对万物的认识才能由繁而简，由粗而细，逐渐变得清晰化和条理化，从而把握万物的特质。每一种分类体系都同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体系相关联。展什么？不展什么？何为优良展品？何为次等展品？什么展品可以获奖？观众从展出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教化？这一切的背后都有既定的价值评判标准和看不见的“权力结构”。比如，19世纪以降的博览会始终强调的一个核心评价标准，便是“新颖”，博览会上所展示的物件，必须是当时最新的发明或创造，或者是足以引发观者好奇心的物件。博览会上，从自然“物品”到“出品”(展品)，再到获奖品的演化，正是通过人为的分类、组合与评鉴来实现的，基于科学认知基础上的分类在博览会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不言而喻。就此而言，研究博览会的“内史”，核心是要研究展品分类的标准，以及在分类基础上的展品搜集、陈列、研究、评奖过程。但这些又都是人为的过程，都包含“人”的因素，因此，更进一步，则是要研究展品背后的“人”：策展者与观展者。诚如福泽谕吉所言，博览会展示具有“教化”的功用。那么，谁教化谁？谁有权力教化？被教化者的态度究竟起何作用？这一系列问题，便构成博览会“内史”所研究的另一层重要面相。
南洋劝业会事务所编纂科编：《观会指南》
值得注意的是，博览会“内史”所关涉的一系列要素和关系构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时段，有其不同的特征，而决定这些不同特征的，恰好是一时代的不同社会结构与时代风气。观察博览会与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探索既存社会秩序和社会文化是如何投射到博览会之中，反过来，博览会进程又如何作用于既存社会秩序和社会文化，则构成博览会“外史”研究的对象。“内史”与“外史”的相互结合和相互映射，构成博览会史研究的多层次、多侧面特征，需要我们在一般个案所构成的实证性、过程性研究之外，拓宽研究视野，虚实结合，对之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式的观察。这些可能的观察视角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文明史视角。博览会是研究人类文明进化史的最佳视角之一，是人类文明进化的“标记”，在文明演化史研究中具有“指标性”意义。形形色色的博览会与中国近代物质文化变迁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它们构成人们近距离观察百年间中国人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发展演变的最佳窗口，同时，又是汇聚、传播物质进步相关知识的巨大平台，以实物和工艺的尺子丈量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步履。因此，博览会史研究应同近现代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密切结合，使人们从中获知大量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丰富细节。
科技史视角。科技是文明的核心，是文明进步的火车头与发动机，人类前进的步伐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和引领，文明的进步集中体现为科技的进步。一部博览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近现代人类科技进步史，无论是参与世界博览会，还是自办国内博览会，其中所包含的科技展示与科技知识传播，都是十分值得重视和深入展开研究的。从近代博览会上物品展览及展陈方式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如何与西方传入的近代科学知识体系相接触、融合与转化；带有很大局限性的“地方知识”如何融入“全国知识”甚至“世界知识”；中国近代科学知识和认知体系的基本框架到底如何整合并最终形成。
政治史视角。以科技发明与产品展示为主要特征的博览会，看似与政治、外交无涉，但实则有莫大的关系，甚至形成一种颇为独特的“博览会的政治学”。世界博览会在近代则被称之“万国博览会”，其中“国”之含义，即强调这类展会系为国家所策划或支持，具有国家的背景或直接代表着国家利益，既是“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同时又暗含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竞争和外交上的折冲樽俎。显然，博览会为研究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与外交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形象的视角。从国内举办的博览会中，我们也可观察到地方政治是如何渗透到博览会举办过程之中，地方政治结构又是如何体现于博览会组织结构之中。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的举办，显然系张之洞晚清湖北新政的政治遗产；1910年南洋劝业会的举办，同清末以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端方为首的两江政治集团密切相关；而1929年西湖博览会的召开，则同国民党党国元老张静江的政治影响密不可分，同时显示了江浙财团势力的崛起。这说明，在一个以“人治”为特征的政治结构中，举办博览会，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经济或社会的因素，而是政治因素或政治上的考虑，即时常取决于个别封疆大吏的开明程度，因而，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人存政立，人亡政息”的现象非常之突出。
观念史视角。博览会上所进行的整体性文明交流，不仅使参会者眼界大开，而且使其观念随之而变，见识因之而长，有着“寓教于观”的教化功用。在近代中国，正是以参与世博会或自办博览会为契机，相当一批人的观念开始发生某种变异，或强化了某些原有的变异，进而萌生出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强烈危机意识与使命意识，这是近代先进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大变迁。除此之外，经济竞争的意识、科技创新的意识、市场观念和振兴工商实业的观念，在参与世博会和自办博览会的过程中也获得谐应的发展。较之于博览会的经济效益，这种内在价值观念的变异似更为根本和长远，同时也为我们研究近现代思想观念的演化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与途径。
城市史视角。博览会对近现代城市的形成和城市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大型展示或庆典活动，博览会的召开通常伴随大规模的场地和展览馆修建工程，同时对城市交通及各项市政设施建设也提出很高的要求，这一切都有力地刺激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博览会作为新型城市空间，其功效不仅在于会场本身的巨大容纳性，而且还带动了城市空间的扩张，塑造了城市新面貌。譬如，南洋劝业会的宗旨之一，便是“建造南京市面”，这一目的，经过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西湖博览会因依托西湖布局，对杭州城市建设整体带动效应有限，但对西湖风景区和周边地区的设施建设却具有极大促进作用，推动了民国时期杭州旅游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当代中国，博览会在城市建筑史上所留下的遗迹，仍依稀可寻。如武汉、天津等地的“劝业场”，大多即为当年曾举办劝业会、工商展览会的场所，今仍冠其旧名。显然，将博览会对城市面貌的影响引入城市史研究，无疑可以大大丰富城市史研究的内容。
经济史视角。博览会虽不以近期经济效益为目的，更注重于长远经济与社会效益，但其商业性和经营性特征仍然是十分明显的。一届博览会能否举办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办者是否经营得当。一般而言，博览会的资金来源有四个方面：政府出资、民间投资、彩票和博览会自身收入。除政府直接投资兴建场馆、交通设施外，其他几个财源的筹资办法包括发放债券、彩票、股票、商业性广告、场地出租、门票、印发纪念性金银币、邮票、礼品出售等。这些筹资手段均带有商业运作性质，博览会的经济效益如何与这些商业性运作手段成功与否关系甚大。此外，博览会上的展品虽不是商品，不以销售为目的，但却指望通过展陈而获得巨大的广告效应，取得远期经济效益。博览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广告场和商品展销地。一些传统名牌产品往往通过广告效应和获颁奖牌等，巩固了原来的领先地位；而过去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精良产品，通过评奖宣传，往往声名鹊起，销路日广。正因为如此，博览会不仅有其政治学意涵，也理应有其经济学意涵，值得从经济史角度深入研究。
艺术史视角。博览会与艺术关系密切，无论是国际博览会，还是国内展览会，艺术均是重要的展览内容。所以说，历届博览会以其美轮美奂的展出品，打造了一座令人目不暇接的近现代艺术史长廊，内中蕴藏着无限丰富的艺术精品矿藏，十分值得开掘和研究。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中国展区所展出的主要便是丝绸、瓷器、宫灯、花伞、绘画等传统手工艺品。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世博会上，中国著名刺绣大师沈寿女士的作品《耶稣像》大放异彩，被评为一等大奖；中国古画织锦《宫妃夜游图》曾荣获1926年费城世博会金奖；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上，来自中国湖南的大幅湘绣《罗斯福总统》像不仅获得金奖，而且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赠送给罗斯福总统。从艺术史视角来看，博览会上中外艺术品的比较、艺术与时代的关系、艺术与国家形象等，均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生活史视角。博览会虽是以“物”的展陈为主，以展品为中心，但最终活跃其间的毕竟还是“人”(包括策展者和参观者)，是人的生活的展示，是人所制造和主导的舞台。人们衣食住行的展示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自然成为博览会最为常见的主题。博览会同时还是大众娱乐与大众消费的发酵地。大众娱乐与大众消费始终与各类博览会如影随形，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元素，也是博览会能够长盛不衰，吸引广大民众参与其中的重要原因。博览会上的大众教化，虽然主要是通过观览即“寓教于观”来实现的，但同时也包括“寓教于乐”，即“游戏之教”。“观”与“玩”、“乐”与“教”在博览会上往往融为一体，形成强烈的感官与心智两方面的刺激，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学界过去比较侧重于对博览会传播科技文化功能的研究，而相对忽略了对博览会娱乐文化功能的研究。如何结合人类的“游戏本能”来研究博览会的自身特点及对大众的吸引力，不失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以上所列，不过是博览会史研究可能涉及的多棱视角中的一部分而已，若进一步拓宽视野，想必可以切入的学术视角还有许多。仅此已可看出，博览会史尽管只是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和窗口，但深入进去，里面却是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在此意义上，似又可以认为：“世界宛如博览会。”我们理应通过研究博览会历史进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从社会史、文化史脉络中反过来观察、评析博览会自身的历史演变，从博览会的小舞台和小世界进入社会的大舞台和大世界。即应当思考如何跳出博览会史本身，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视角来研究博览会。
三、探讨：问题意识与中心线索
博览会史所涉及的历史内容十分宽广，既有若干历史的横截面，也是一个连绵的历史纵向发展过程，从多维的视野对之进行面的拓宽、切入，还是远远不够的，若要对之进行深度发掘，读出其表象背后的意蕴及事件底下的历史潜流，就必须循着一定的历史中心线索或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对之进行深度发掘，形成相应的问题意识，展开学术层面的“对话”，在对“问题”的求解中深化我们对博览会历史的理性认知，最终得出一系列具有启示意义的合乎实情的结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常规路径和欲达到之目的。围绕博览会历史及背景，笔者认为，至少有下述近现代历史中的共同“主题”或“中心线索”、“问题意识”是需要重点加以关注的。
其一，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意识。
最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空前加快，全球化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浪潮，全球化理论也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强势话语。一些学者主要从经济上来定义全球化，认为全球化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是指各国市场或地区性市场的一体化。但另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则更倾向于将全球化视作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的进程，“即一个由诸多过程构成的巨大而多面的复合体，牵涉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主要特征是空间与时间(概念)的转变，是一种“对远方的效应”，表现为“距离的消失”或“疆界毁坏”，民族国家、文化的界线越来越无法限制人员、信息、技术、资金乃至文化观念的全球性流动。
吴梓明、李向平、黄剑波、何心平等：《边际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基督教研究》
显然，无论从前一种比较狭隘的定义或后一种比较宽泛的定义来看，博览会尤其是大规模的世博会无疑是观察全球化进程及其复杂面相的一个极佳的视点，在博览会与全球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世博会正是早期全球化的产物。
尽管早期全球化进程最早可追溯到15至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但其加速推进的时期，却正好是国际博览会所诞生的19世纪中叶。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殖民扩张，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全球交往空前增加，东西方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工业化大生产和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广阔的历史大背景下，在早期全球化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将世界各国聚在一起、在特定时空集中展示全球人类文明精华的全球性国际博览会——世博会应运而生，反过来又推进了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进程，并成为早期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之所以当时能迅速掀起全世界范围的“赛会热”，并形成“无年不会，无国不会”的局面，与全球化进程在背后的推动不无关系，博览会正好提供了一个可供人们直观感受世界一体化的大舞台，并可由此观察早期全球化的推进态势及呈现方式。
全球化进程的实质是时空的压缩以及经济、文化意义上新时空观的产生。随着经济的一体化和通讯、交通工具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种新的“世界”观随之产生：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变得越来越近，人们越来越像居住在一个“地球村”。一如弗里德曼对全球化的定义：“全球化不只是一种现象，也不只是一种短暂的趋势。它是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全球化是资本、技术和信息超越国界的结合，这种结合创造了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村。”“如果第一次全球化将一个‘大’世界缩小到一个‘中等’世界，此次全球化就是将一个‘中等’世界缩小成一个‘小’世界了。”而世博会恰好就是一个缩微的世界，是“地球村”最早的呈现方式。世博会的早期名称为“万国博览会”，即旨在强调参与国别之多，已俨然自成一“小世界”。1878年巴黎世博会就曾专门兴建了一条“万国街”，把各国的建筑集中在一起展示。从“万国街”到“地球村”应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置身宏大的博览会场景之中的人们，显然最能切身感受到“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的道理。所谓“地球合一之天下”，实际上也就是当时中国士人对“全球化”、“地球村”早期的朦胧表述，十分值得玩味。
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是一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全球性交往和全球性流动的过程，国家与地区间的“疆界”被突破了，“商品、钱、人、图像、技术、知识和思想等各种客体和主体，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流动。这些流动构成了全新的、‘多文化的文化’(a culture of cultures)或‘多网络的网络’(a network of networks)”。博览会正是为文明与文化在全球的流动提供了天然的理想场所，这里所流动、交换的，不仅仅是商品、技术与金钱，更是思想、文化与观念，是整体性的人类文明交流，其规模性与直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有些世博会参观者动辄几十万、几百万或上千万，其间的大规模人际交流达到惊人的程度，其产生的文化传播效应也是无法估量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往往认为“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
《南洋劝业会记事第二》，《东方杂志》1909年第4期
全球化进程直接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国际联系和全球性交往，世博会更成为各种国际性会议和国际性组织层出不穷的场所。1867年巴黎世博会陈列了各国的度量衡和货币，这一陈列导致了对国际度量衡标准的关注，其结果是国际度量标准局于1875年在巴黎成立。这届世博会还直接促成了“万国邮政联盟”的创立。1878年巴黎世博会批准召开了38个国际大会。1893年与芝加哥世博会相关的国际会议有55个之多。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不仅诞生了著名的埃菲尔铁塔，而且在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两次讨论社会问题的国际会议，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确定每年的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1928年由法国发起，根据外交公约，设立了国际展览局(BIE)这一国际公约性组织，专门负责协调和管理世博会的举办，总部设于巴黎。BIE的章程为《国际展览公约》，于1928年11月22日由31个国家和政府代表在巴黎签署。国际展览局的设立和《国际展览公约》的签订，进一步加强了博览会事业的全球化和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
落实到中国，从早期全球化视野看，近代中国参与国际博览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融入全球的过程，是中国近代“世界”意识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
如所周知，中国长期的传统是只有“天下”的意识，并无所谓“世界”意识。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疆域是由广袤无垠的“天下”构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最能代表古代中国人对天下、世界的看法。直到明清时期，随着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华，将“五大洲”和“万国”等概念介绍到中国，中国士人才有了初步的“世界”意识，知道“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未知的世界。然而对“六合”之外的世界究竟如何，大多数人仍处于零散模糊、穿凿比附的朦胧状态，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中国人对世界面貌的真正把握和“万国”意识的确立，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开展洋务运动、派遣驻外使节、出洋留学和出洋赴赛等一系列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正是出国参与“万国博览会”的经历，使多元化、竞争化的国际社会观念首次大规模普及于中国士商之中。置身国际博览会的人们最能生动而具体地感受到“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中国只不过是地球万国之中的一国。而博览会分国、分区展陈各国出品的独特形式，又有助于人们正确分辨和确定本土文化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和角色。在现有国际秩序中，中国不过是国际大家庭中的普通成员之一，尤其令人沮丧的是，原先以为“天下独尊”的“天朝”并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太多的重视，由于自身的落后，反而常常被摆在不起眼的次要地位，那种“华夷等级秩序”的陈腐国际观念不攻自破。显然，“世界意识”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意识，更是一种国际秩序意识，代表着一种基于早期全球化的、全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就是一个使自己从“天下”转变为“万国”的过程。“世界”意识的建立，“是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的一切工作的起点，是一项极为艰难的思想启蒙”。
近代以来，通过参与和举办国际博览会而得以增强的“世界”意识，体现着近现代中国国际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在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同时，“世界主义”的思想也在同时发展。或许“世界主义”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的主流，但其存在，却使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能在民族主义的滚滚洪流中始终保持“睁眼看世界”的眼光和清醒，能够从全球的方位去认识自己国家的文化，从全球的背景来考察和看待本民族的地位，力争以平等地位参与世界共同体，从域外文化中汲取有用的营养，始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世界，自觉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这从近代以来康有为、孙中山所曾经主张的世界大同思想，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国际主义，以及当代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中，似乎都可发现其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另外，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时所倡导的全球性城市开放、发展意识，以及最近中国举办前所未有的国际进口博览会时那种“广招天下客”的“买天下”精神中，也可以观察到这种“世界”意识或积极的“世界主义”的最新发展。
其二，本土化视野下的“民族国家”意识。
面对近代早期的全球化潮流，每个民族和国家因发展阶段和文化结构的不同，其因应方式也千差万别，因而全球化下的“本土化”乃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化浪潮裹挟下的“本土化”趋势，深刻影响着博览会的历史进程。从历届国际博览会既有统一主题和风格，又有各国根据自身文化传统设馆展出个性十足的区域文化的方式，最能够集中观察到全球化进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整合与碎裂、一体化与分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国际化和本土化同时并存，矛盾统一，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格局，并非一个一元化、直线式的进程。换言之，客观上存在“全球地域化”(glocalization)和“地域全球化”(lobalization)两种“相互贯穿”的现象与过程，地方性与本土性并未在全球化中被完全淹没和异化，而是将全球化的共性与地方化的特性加以融通，使族群文化和地方性知识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
如果说，全球化的兴起强化了基于近代地理知识的“世界”意识和各种类型的“世界主义”，内在的本土化趋势则催生或增强了各国“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并最终导致民族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空前兴盛。博览会尤其是世博会的兴起与发展，同时见证了世界范围内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兴起与发展过程。
欧洲近代工业化国家是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和近代民族主义的策源地。如果说工业化进程是世博会兴起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那么，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正好构成了世博会兴起的政治制度基础。在政治与社会意义上，19世纪的世博会正是在英、法、德、奥等资本主义国家完成民族统一，建成民族国家，进而谋求世界市场和殖民霸权这一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声势浩大的世界博览会某种意义上成为欧洲列强展示其新一轮殖民野心的大舞台。“帝国的角逐”与殖民地展示，很长时间都是各种国际博览会最为热衷和时髦的主题。一如首届伦敦世博会上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对大不列颠殖民帝国强盛国势的无比自豪感：“多么浩大、多么辉煌、多么震撼人心！”从伦敦世博会开始，几乎每届博览会上都有来自殖民地的展览。而世界上第一个以殖民地为展览主题的国际博览会则是1883年荷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与技术产品世界博览会”。英国于1886年组织了“殖民地和印度世界博览会”以及1911年“帝国的节日”博览会。法国在1889年巴黎世博会上筹办了来自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殖民展览。作为后起的工业强国，美国也不甘落后，1901年布法罗泛美博览会上布置了来自古巴、波多黎各、阿拉斯加、夏威夷和菲律宾的殖民地原始风貌展。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重点展出了博览会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地风俗村——菲律宾保留村。
与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反，对亚洲和拉美不发达国家而言，参与博览会的过程，却正是它们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民族国家形象不断“被塑制”的过程，同时也是被殖民地化或面临殖民危险的过程。在这些不发达国家中，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摆脱被殖民命运的抗争往往同时并存。其中，日本成功地利用国内和国际博览会逐渐塑造出其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不仅成功摆脱了被殖民的命运，而且成为东亚新兴殖民帝国，开始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如1905年比利时黎业斯赛会中国官员的观察：“日本以东陲远国亦复驾轻就熟，无异欧西。”
然而，对当时还处于封闭落后的中国而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塑却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痛苦的过程，始终在为摆脱半殖民地命运而不懈奋斗。反映在博览会的国家形象上，即经历了由外强中干的“大清国”向内乱不已的“民国”，继而向朝气蓬勃的“新中国”的连续不断的转型。
清末，在鸦片战争后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刺激下，中国开启了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民族“救亡”逐渐成为朝野的共识。在各种国内和国际性博览会中，“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兴起变得越来越清晰。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国”及连带的国家形象问题，越来越引起时人的关注，与“国”字相关联的“国体”、“国格”、“国脉”、“国耻”、“国辱”、“国亭”、“国民”等成为报道博览会的关键词，时常见诸报端，并引发热烈的讨论，这充分反映了传统的“王朝”观念正日益被新兴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所取代，而背后折射的则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以“民族建国”和“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一词，最早由梁启超提出，他认为，“民族主义者，当今世界上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我们要抵挡‘民族帝国主义’的侵入力量，自己也就必须形成民族主义”。1903年左右，《浙江潮》刊出《民族主义论》，讲得更为清楚：“今日者是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首当其冲……对外而有界，对内而有群，以全力冲突于九死一生与腥风血雨之中。”
初期的民族国家意识及其背后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及于博览会事业，便是在参与世博会过程中，人们对中国作为平等的民族国家所应享有的地位和权利格外关注，博览会上“中国为球面大国，会场应与诸大邦并列”；“生等留学异邦，系心祖国，凡可取法，莫不揣摩……(博览会)则内可以培国民植产之精神，外足以动世界各国之视听”。这种民族国家观念又因中国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居于落后地位而倍增焦虑之感：“日本工商业之进步，至此已有凌驾欧美，俨然执东方牛耳之势，返观吾国，则又瞠乎后矣。……吾愿吾国自此以后，相率踵行，勿让岛国国民专美于前。”从国内举办的博览会，如1910年南洋劝业会中，也可以观察到明显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恰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某种意义上，南洋劝业会可被视为“官方有意识地创造的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空间试图容纳存在着灭种危机的所有中国人，包括汉人，也包括东三省的满人，这是已经超越了‘同乡’‘宗教’所形成的新的共同体，这是国民(nation)的概念初始形态”。博览会正好扮演了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成长的“有形空间”。
如果说，清末时期“国民”、“民族”的内涵还比较模糊，“民族”与“国家”的统合尚未完成，满汉矛盾还比较尖锐，民族国家的构建尚未完成，那么进入民国后，经过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过渡，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的概念日益清晰，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地位逐步彰显，将博览会与民族国家塑造结合起来的意图也更加明显。博览会上，各种产品、商品被形象化为“外货”(“洋货”)与“国货”两种类型，外货被抵制，国货被倡用，以提倡国货为目的的国货展览会多不胜数，形成空前的热潮。正如一位美国学者的观察，“在20世纪前三十年时间内，一个由陈列馆、展览会、广告、商店和交易所组成的民族化产品的展览综合体逐渐形成，并构成了国货运动的制度核心”，这种综合体“使得商品展览会转化为能够执行国货运动民族主义消费目标的活动——也就是说，给商品赋予了民族性，因此建立起劝说甚至强迫中国人进行民族主义消费的基础”。国货展览会终成为民族主义的视觉形象，民族商品与民族国家达于高度的结合。而1949年以后中国所举办的一系列展览会或出国参加各种国际博览会，其主旨都更明确为塑造新的统一民族国家——“新中国”的形象。
葛凯(Karl Gerth)：《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
时至今日，即使人类社会已进入高度全球化时代，起源于近代的民族国家体系却并未终结，这从世博会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展示单位，各国仍竭力塑造自身独特形象的展览格局中可以看出。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并未真正“过度强大”，无论是国家建构还是民族建构都远未终结，它们必须在全球化浪潮中调整自己，适应新的环境，谋求新的发展之道，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自己国家的民族复兴。而积极参与世博会一类历史渊源深厚的国际化进程，在全球性交流与合作中展示自我，塑制新我，则不失为积极的策略之一。
其三，现代化视野下的“发展”意识。
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解释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尽管有诸多争议，但通常认为，现代化理论从社会结构、功能方面，比较有力同时也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时段的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性，有助于人们理解工业革命所催生的一系列彼此关联的社会现象。而自现代化视野观察，博览会尤其是世博会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以扩大贸易和工业品市场为目的博览会本身就是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反之，博览会一经产生，又进一步极大地推动了各国扩大贸易、跨国合作交流，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重塑世界的面貌。
近代中国，博览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是早期现代化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各类博览会“既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文明所具有的水准，同时也暴露了它自身存在的严重弊端和不足。通过赛会形式而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中国近代化有着弥足珍贵的影响，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而诸如南洋劝业会、西湖博览会等全国性博览会，则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觇标，是“中国近代化行程的一个里程碑”。
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是“发展”，即谋求人类社会全方位的进步，既包括物质、经济方面的进步，也包括社会文化和观念的进步。因此，研究博览会与现代化的关系，最为核心的是要观察博览会如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意识。对“发展”和“进步”的追求，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博览会进程的始终，构成其中一条连续性的重要线索。
在晚清，当中国刚刚接触博览会这种新事物时，最为看重的是其扩充贸易和收回利权的经贸功能，将之视为“商战”(商业竞争)的利器，因此又名之为“赛会”(或“商品赛会”)。如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言：“西人赛会为商务最要关键，为工艺第一战争，洵中国今日亟应举办之端。”民间士商亦持此见，如《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谓：“泰西以商立国，其振兴商务有三要焉：以赛会开其始，以公司持其继，以税则要其终。赛会者，所以利导之也。”
继之，到20世纪初，时人已将“发展”的内容扩充到博览会对工艺的促进和振兴工商实业的整体性作用。有人认为，“群知求国之富强，必在工商之发达，而欲求工商之发达，则必自设立赛会始”。“中国物产甲于全球，徒以工艺未兴，商情涣散，比诸各国，实有不逮……适当美国有此大会(圣路易斯博览会)，亟应加意讲求，期于工商诸务有所裨益”。如何才能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呢？人们认为关键要发挥博览会的“劝业”功能，因此，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首次全国性博览会仿照日本的称呼，被命名为“南洋第一次劝业会”。所要劝兴之“业”，不再单纯指商业，而是农工商都包括在其中的“实业”。“按劝业二字，在劝全国人民注意于实业也”。实业之中，数工业为要，而工业之中，又以机械工业为最要。这样，就已经将仿效西方发展机器工业确定为“劝业”的根本，通过实业(主要是工业)来发展经济的时代诉求已呼之欲出。到1929年西湖博览会举办时，“实业救国”，即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现代化发展已成为普遍共识。如西湖博览会的宗旨确定为“奖励实业，振兴国产，增进民智”，提倡国货，振兴国货，成为西湖博览会最重要的使命：“吾国受帝国主义者经济之压迫，垂八十年，危亡之秋，迫在眉睫。挽救之道，端在振兴实业，发扬国产。”国货之中，工业发展与工业品制造则为重中之重：“处近代之潮流，欲求富国裕民之道，非自工业制造不为功。”
近代博览会对发展的追求，不光是物质的，也是精神和观念的。晚清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博览会的功用，最深远的还在于提高国民的知识素养，即“开民智”。有人指出，西方赛会的功能，系“兴艺学，振商务，开民智”。“赛会一事，以争工商学业名誉为第一义，以求工商学业来日之进步为第二义”，“无非欲以激发其民进取之心而已”。开民智的方法，就是要利用博览会上出品的比较、竞争和研究，从而促进民众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进取意识，使“新机新理日出不穷”。到1929年西湖博览会召开之时，如何通过普及科学知识，增强民众的科学观念，从根本上推动中国工业的发展，已成为当时“开明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有人指出：“近百年来，欧美科学的猛进，真可说‘一日千里’，种种发明日新月异。而吾国则非特无所发明，甚至连仿造都不会，岂不是很可惭愧的吗？……所以总理说‘科学救国’的这句话，是很有经验的，很有价值的。”因此，身处“科学竞争之时代”，振兴国货的根本，在于通过推广科学教育培养国人的科学观念，使民众掌握求知的利器。这样，就将“实业救国”与“科学救国”联系到了一起，将物质进步与精神文明发展同步考虑：“博览会之目的，不仅在振兴实业，提出国货，且负有促进社会文化的责任，使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趋进境。”
马敏、郑成林编：《近代博览会资料汇编》
时至今日，博览会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趋进境”的初衷并未改变，只是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发展、进步的目标各有不同。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首次以“进步的一个世纪”作为主题；1939年美国纽约世博会以“建设明天的世界”为主题；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以“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为主题，首次触及和谐发展的理念；1975年美国斯波坎环境世博会，以“无污染的进步”为主题，涉及发展与环保问题；2010年上海世博会则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追求城市发展中的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憧憬城市与人、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今天，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新阶段，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与“绿色发展”的概念，并成为若干博览会的新主题，这充分反映了人类追求进步和发展的观念是随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自我完善的。
以上三条线索：全球化、本土化、现代化以及相应的“世界”意识、“民族国家”意识和“发展”意识，虽然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博览会史的始终，但它们又不是完全平行的，而是相互交织，构成了中国博览会史的整体面相，显示出其发展、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走向。每一历史时期，其强调的重点面相和具体内容又不尽相同，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进行深入的分析。
归结而言，一部中国博览会史，就是一部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汇入全球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如何认识西方、认识世界，变全球化为其所用，建设独立民族国家，追求自我发展和进步的曲折历史。正是这两方面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博览会史的全部内涵。因此，在博览会史研究中，我们既要研究中国如何走向世界、汇入全球化历史进程，也要研究中国如何认识西方和世界，变全球化为己所用，在与“西方”的纠葛中实现民族化和中国化，追求自我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过程。
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国梦”可以说最清晰地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博览会的终极目标和根本追求。从百年前的“世博梦”到百年后的“中国梦”，这中间毫无疑问有一种历史的联结，这个联结，其实就是始终不变的“强国梦”，也就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伟大复兴。中国博览会事业中，始终有一种不曾变化的诉求，即希望通过博览会实现国家强大与民众富足——“国强民富”，使中华民族能够从近代遭受的深重历史苦难中彻底走出来，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如何描述和展现这种始终不变的终极诉求，揭示出中国博览会事业的本质特征，则正是这部博览会通史所应承担的学术使命。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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