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一书的占筮作用不容回避，自其产生后，亦有术数和义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当代学者致力于发掘其义理和历史的内涵，亦是在新的语境下对《周易》价值的弘扬。近年，郑吉雄亦表达了对《易经》等同于占筮之书的忧思，他说：“今年《易》数字卦文献及相关出土《易》文献浸多，学者又复根据此等文献与《易》卦相联系，坐实二均为本于占筮的文献，遂一意从占筮讨论出土《易》材料，不再视《易经》为先民创作的典册，不再细心阅读卦爻辞，对于卦爻辞所载之历史、政治、伦理、修德、自然观、身体观、语言方法等内容，几皆视而不见”，认为《周易》经、传之间有联系，占筮、义理间不应割裂。
对《周易》的诠释，在古代史上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汉学和宋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但无论是象数易还是义理易，都是对易学哲学层面的深化和提升，是先哲认识自然、社会、人生的智慧结晶，与粗浅的术数判然有别。但由于《周易》占筮的形式，决定了在此基础上的义理阐发不可能完全离开卦象，不要说观象系辞的传统，就是《易传》对《易经》的发挥，亦是建立在象数的基础上。《易传》用乘、承、比、应、据、中等来解释爻位，并且还把八经卦与八个方位相比附，汉代京房、焦延寿、荀爽等人，又进一步用互体、卦变、爻辰、消息、纳甲来解《易》，力图用卦象诠释所有卦爻辞的来历，尽管这种做法表现出较高思维智慧，但业已使《易》愈说愈繁，《四库全书总目》作者遂有“《易》遂不切民用”之说。
在先秦时期，卦的解释呈现适用的特点，简而不繁，但从西汉以后，又出现了很多附会，由于通经可以免徭役赋税甚或为官，导致研习者日众，西汉易主要有三家，东汉则有十三家之多，易学流派的增多，导致易的诠释日益繁杂，其中不乏标新立异的心理，但往往出于附会而不是凭空虚造。为了说明卦爻辞的来历，西汉附会出消息、爻辰、卦气、纳甲、八宫等，我们在指责其把《周易》引向歧途时，同时应该看到，这种附会体现了很多的智慧。尽管汉人的附会背离了易的初旨，但如果我们抛弃筮占的目的，细绎他们思维的理路，就会发现，这种附会亦有着较高的哲学意味。象数易和义理易，长期并存而不是取代，就在于它分别满足了不同受众的需要。对易的诠释，后代还有新的附会，如宋人发明的“河图”、“洛书”，后来形成的图书之学，就是根据《尚书》、《系辞》、《易纬·乾坤凿度》和易注等著作编造出来的，即便说图书之学有更久远的直接依据，没证据显示能超过汉初。
可以看到，早期易学主要根据卦位、卦爻辞、彖、象等来占筮，易象也不能覆盖人事的方方面面，因此给发挥留下了太大的空间。西汉易的流传分为古文易和今文易，今文易的施、孟、梁丘和京氏皆立为学官，即象数易学。费、高则属于民间易学。孟喜主要是用卦气说解易，把六十四卦与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相配，来解释一年气候之变化，京房解易的一大特色是八宫卦和世应游归说，东汉郑玄在四正和四维卦的基础上，加上中宫，提出九宫说，并和五行、五常联系起来，其爻辰说、九宫说，进一步发展了卦气理论。荀爽和虞翻在继承孟京二氏卦气说的基础上，又提出卦变说，扩大了取象范围。宋代义理易占据主要地位，但象数易亦有传承，刘牧、邵雍以数解易，朱震以象解易，明末清初的方孔炤、方以智父子则以象、数解易，在易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需要注意的是，象数易需要和术数区别开来，汉代以后出现的六壬、奇门、梅花易数、四柱命理、风水堪舆和紫微斗数等，具体如《梅花易数》中的万物类象则更加全面，梅花易数依先天八卦数理，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来进行起卦，是《周易》术数的发展，与真正的易学有悬隔之别。可以说，两汉是象数易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易学史上，象数易代有传人，但由于占筮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使得其主要成为民间之学，但象数之学关于天地化生自然模式的构建，促使了义理之学的形上构筑。
天道和人道问题，在先秦时期，就是思想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由于神学思想的盛行，龟卜和筮占曾长期充当了天人之间的媒介，到春秋时期，由于人文思想的兴起，轻天道重人事思潮蔚为风气，这种思想并导致了易学的分途，而早期儒家在义理易的阐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家代代相传的传统，使得义理易成为六经之首，这是义理易发展的重要标志。而象数易在汉代也有飞速发展，可以看出，这种做法背离了孔子传《易》的根本宗旨，以致后来才有王弼注《易》的“尽黜象数”。在易学史上，《易》有象数易、义理易之分，研究《周易》需要了解象数，这是观象系辞和《易传》的基础。清人所谓的“尽黜象数”，并不是王弼注《易》完全抛弃象数，注《易》完全抛弃象数那是不可能的，“尽黜象数”是说王弼不取汉人纷繁的解易方法，就简归约，重拾《易传》解易的基本方法，基本仍属于以传解易的途径。
宋代，《周易》诠释更加哲理化，朱伯崑先生指出：“宋易的特点之一，是将《周易》的原理高度哲学化，其易学哲学标志着古代易学哲学发展的高峰，而且成为宋明哲学的主要内容”，宋代的程颐就继承了王弼解《易》的传统，从而把义理之《易》进一步发扬光大。宋代的另一大儒朱熹，主张在象数基础上说理，如从义理易的视域观之，其《周易本义》远不如程颐《易传》醇正，图书之学正是由于朱熹的推崇，而影响深远的，这种折中取向促进了象数易的发展，并成为清代《周易折中》的先导。除象数和义理的分疏外，还有一种新兴的以史解易思潮，需要指出的是，以史解易的方法，有其合理性，《周易》一书卦爻辞有历史事实，这点不容否认，但应该认识到，《周易》中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是不多的，比较重要的如帝乙归妹、王亥丧牛羊于易等，这些事实亦见于其他材料，《周易》虽然可以起到证史的作用，但其作用不可无限放大。在《周易》的诠释史上，闪耀着先哲智慧的光芒，借助《周易》的外壳，古代学者表达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其对本体论的探讨，宇宙万物生成理论，自然、社会的和合观念，无不是古代智慧的结晶，取象的多样性，占筮的决疑功用，都使得《周易》早已突破了低层次的占筮目的，如果说《周易》蕴含着先人生生不息的价值追求，那么他们建构的宇宙生成理论里面，无疑也包含着科学的萌芽。
《周易》作为三《易》之一种，其来源于早期数占，是古人判断吉凶的一种方式。但随着思维水平的提高，随着重德思潮的兴起，明确地认识到筮占的作用在于“决疑”，断意在先卜筮在后的做法，反映出人们的认业已超越了传统的筮占，可以看到，《左传》中的一些筮例的解释就已不为《周易》所拘，而是根据人事解《易》。《周易》一书虽然有着占筮之书的外壳，但更有着义理之书的深厚内涵，是一部借占筮形式体现人生智慧的著作。但长期以来，《周易》的文化价值被扭曲，一般人更是把《周易》和占筮之书等同起来，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易文化的健康发展。在《易》的体认上，只有透过表象掌握其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智慧，批判继承《周易》思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也就是我们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的目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