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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重视医疗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唐代的医疗机构,可分为中央和地方)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4-08-29  来源:追逐明天  作者:追逐明天  浏览次数:1
核心提示:传统医疗领域的主要巫术——祝由和禁咒人类各个民族在原始时期对付疾病的主要手段是巫术而非医术,这几乎已经是人们的共识。早期

传统医疗领域的主要巫术——祝由和禁咒

人类各个民族在原始时期对付疾病的主要手段是巫术而非医术,这几乎已经是人们的共识。早期人类的医术和巫术没有明显的区别,都掌握在“巫”的手中。古代巫师执掌范围很广,“巫是文化官的官称,巫行医事,叫巫医;巫行史令,叫巫史。所以‘巫医’为辞,并不是说单有一种只行医事,不兼其他职事的巫”。在“巫”看来,药物治疗或者物理治疗与巫术治疗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不同的手段罢了。巫术与医学的分别,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才有的事情,而且这种“分别”经历了数千年的缓慢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殷商时期,就出土甲骨文来看,在医疗领域有极其浓厚的鬼神观念,巫师参与(或者说主持)医疗全过程,或卜问致病之鬼祟,或施法祛除病魔,而涉及的疾病包括了今所谓耳鼻喉、齿科、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等。关于这一点,胡厚宣、李宗焜、宋镇豪等都有详细论述。殷商这种医巫一体的风气延续很久,金仕起指出,春秋晚期以前,巫一直是医疗的主角,“不仅占问病因、病情,连治疗、逐除疾病,此时期的医者大概都还不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战国后期,医与巫的分离初露端倪,《史记》卷一零五《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秦越人(扁鹊)的一番话:“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吕氏春秋》卷三《季春纪》亦云:“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冈西为人据此论断说“这些都表明当时巫和医已分离”,但是这些恐怕只能表明当时医巫分离的思想存在于社会精英群中,仅仅是一个开端,并不意味着民间医巫确实已经分离。可以说当时基层民间医巫不分的状况还很严重。山田庆儿通过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咒术疗法的研究展现了汉代民间巫术疗法的盛行。林富士也向我们揭示出至六朝时巫师仍然是医疗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向其求助者包括各阶层人士,所治疗的疾病也不局限于特定种类,而且其“治疗”手段“大多承袭汉代巫者及巫术疗法的传统”。这个时期医疗领域的最主要的巫术应该是“祝由术”。《黄帝内经·素问》卷四《移精变气论篇》:“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唐人王冰将“祝由”注解为“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今之学者对此多不赞同。张丽君认为“祝由”就是《说文解字》里的“祝籀”,并根据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将疗疾祝辞分为祝愿辞(巫祝代替病人禀告神灵并乞求祛除疾病)、陈述祛邪方法的祝辞、诅咒威慑辞,认为祝由是一种通过对神灵进行祈祷、对疾病进行恐吓而使患者得到心理支持的治疗方法。王辉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认为所谓“祝由”是“祝古”的讹传,祝古也就是“祝辜”,“就是对病魔进行诅咒,而并不叙述致病的缘由。”盖建民对于道教中的咒术疗法进行过探讨,认为道教医学就是原始巫医演变过来的。袁玮认为祝由术是一种“心理治疗”,通过对患者的心理支持达到治疗目的,这种观点能代表大部分医史专家的看法。廖育群《中国古代咒禁疗法研究》则有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他从现代医学“心理治疗”概念出发来衡量袁玮的观点,认为祝由术针对的对象不是患者本身,而是致病的鬼魅魍魉,而且其目的也不是影响患者的精神活动,并且适用范围涵盖了许许多多疾病,并非只有精神疾病,所以祝由术不含任何现代医学所言“心理治疗”成分。抛开这些分歧不谈,可以说学界已经为祝由术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首先,多数情况下它应用于医疗;其次,它的施用方法以咒语为主,辅以一些道具和动作。

祝由术记载

六朝隋唐咒禁术应该就是祝由术之余绪。咒禁术在六朝隋唐医疗活动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咒禁博士”官职的设立,《大唐六典》卷十四“太医署令”条:

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隋太医有咒禁博士一人,皇朝因之,又置咒禁师、咒禁工以佐之,教咒禁生也。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祓除邪魅之为厉者。有道禁,出于山居方术之士;有禁咒,出于释氏。以五法神之:一曰存思,二曰禹步。三曰营目,四曰掌决,五曰手印;皆先禁食荤血,斋戒于坛场以受焉。

朱瑛石对“咒禁博士”这一官职的设立在行政法体系方面的意义进行了论述,认为这是在北朝基础上建立的,巫师由此被纳入政府行政体系当中。而范家伟则重点集中考察了禁咒术与佛道二教的关系,他主要以中央机构中的咒禁博士为观察渠道,认为东汉以后佛教和道教为咒术疗法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这样,“禁咒与针灸、药物之间的关系,从宗教角度来看,不是排斥而是互补,因此在治疗上的地位得以提升,独立成科。”咒禁博士的设立标志着巫觋已经被排除于医疗之外,范家伟对于咒禁术的研究迄今为止较为令人信服,但是如果放眼民间社会,这样的研究就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探求。高度重视对于官方机构的研究,是中国史学的普遍现象,医疗史的研究概莫能外。然而,假若着眼基层社会,可以发现,对于咒禁术在民间基层社会的应用及其自身形态的演变,学界给予的重视尚嫌不足。以范家伟的研究为例,仅从对“咒禁博士”这一官职的研究来看,自然会得出咒禁疗法地位在上升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全局的角度上则会发现咒禁疗法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孔德已经揭示出人类认识的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实证主义阶段。毫无疑问,巫术治疗法是属于第一阶段的,中国古代医学是处于第二阶段即形而上学阶段的,这个阶段的医学与巫术会有交叉,但是不可能与巫术疗法长时间并存,咒术疗法必然要日渐式微,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以唐代的情况为例也能看出这一点——咒术疗法施行者的范围在不断缩小,巫术疗法所涵盖的疾病种类已经局限在几类之中,而且对巫术疗法的热衷程度因地域不同而不同,总的来说,南方甚于北方。综合以上可以说,虽然以咒禁术为代表的巫术疗法仍然长时间存在于唐人的医疗活动中,但是它已经开始缓慢地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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